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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喻：张开幻想的翅膀。
幻想而产生的飞翔感，是令人心醉神迷的。
在卡尔维诺看来，文学的本质就是一种幻想，因此，也就是一种轻。他很少面对现实，进行依样画葫芦式的描摹。他的目光是朝向天空，朝向虚无的，他的世界是在大胆地编织、大胆地演绎中形成的。当批评家们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为写实主义作品时，我想，大概是从作品的精神而言不是从作品的情境与故事而言的。在幻想中，子爵被分成了两半而依然活在人世，成群涌动的蚂蚁在阿根廷横行肆虐，一座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云端里。
幻想的背后是经验，是知识。但一旦进入幻想状态，我们似乎并不能直接地具体地感受到经验与知识。它们是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的，我们仿佛觉得自己有凭空创造的能力。先是一点，随即，不知于何时，这一点扩大了。幻想似乎有一种自在的繁殖能力。繁殖频率短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其数，一个个崭新的世界，一忽，就在一片烟云中出现了。
在整个幻想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领略着醉后、梦中和大病一场之后来到春光中的轻扬、飘逸之感。
在卡尔维诺的意识中，文学的世界产生于云彩、月光与薄雾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才能圆满地表达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卡尔维诺并不否认对现实的观察。但他用轻之说，阐释了他的观察方式。处于我们正前方的现实，是庞然大物，是重。它对于一般人，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使他们无法转移视线再看到其它什么。人们以为重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并为重而思索，而苦恼，而悲伤，而忧心忡忡。中国当下的那些以国家、以民族大业为重而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都会关注的重大事物、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的作家，就是在重与轻的分界线上而与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的。
卡尔维诺在分析传说中的柏尔修斯时说，他的力量就正在于“始终拒绝正面观察”。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正前方矗立的事物，都具有方正、笨重、体积巨大、难以推动等特性。大，但并不一定就有内容，并可能相反，它们是空洞的，并且是僵直的，甚至是正在死亡或已经死亡了的。
我们很少看到卡尔维诺是正面观察的姿态。他的目光与我们的目光并不朝向一个方向。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卡尔维诺恰恰毫无兴趣。而那些被我们所忽略不计的东西，恰恰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被常人忽略不计的轻；正是因为轻，才被我们忽略不计。卡尔维诺看我们之非看。叹息、微光、羽毛、飞絮，这一切微小细弱的事物，在他看来恰恰包容着最深厚的意义。
更准确一点说，卡尔维诺并没完全认为正面所观察到的东西就纯粹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他看来，将正面的东西引入小说，是件愚笨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毫无艺术感。他由柏尔修斯砍下女妖美杜莎头的故事，提出了“反射”（或叫“折射”）的观点：柏尔修斯在去砍美杜莎脑袋时，并不直视女妖的面孔，而是通过铜盾来反射她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它向我们喻示着艺术的产生的过程：艺术并不直接面对所要书写的对象，而是由折射而获得的图景。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处理。
将沉重的巨大的进行折射，也就是将重转化为轻──沉重的变成了光与影。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而潇洒与智慧，都是轻。卡尔维诺的经验之谈来自于他的创作实践──在创作实践中，他时常感到他与正前方世界的矛盾。他觉得他无法转动它们──即使勉强能够转动它们，也并无多大的意义。咧嘴瞪眼去转动无法转动的东西，这副形象也无法经得起审美。
最后，卡尔维诺从生存的艰难这一角度赞颂了轻。“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复的一种作用。”
卡尔维诺让游戏进入了他的小说创作。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卡尔维诺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思想抱负的作家，但他骨子里却又有一股游戏的欲望。在他看来，小说就是玩塔罗纸牌。他将这种欲望显示在他的每部小说里。《寒冬夜行人》是一副错乱的牌：卡尔维诺写一个读者正在读卡尔维诺的小说，但这个读者发现他所买的这本卡尔维诺的小说莫名其妙，它页码混乱，内容杂乱无章，故事脱节，于是他去书店想换一本，书店老板核对之后，竟告诉他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将卡尔维诺的小说与波兰作家巴扎克巴尔的一部叫《在马尔堡市郊外》的小说混合在一起了。
古典小说的重轭似乎被卡尔维诺卸下了。石头变成了在空中自由飘荡的“飘浮物”。
“如果我要为自己走向二年选择一个吉祥物的话，我便选择哲学家诗人卡瓦尔坎蒂从沉重的大地上轻巧而突然跃起这个形象。”令人遗憾的是，卡尔维诺未能活到二年。
＇跟梨子一起被卖掉的小女孩＇
卡尔维诺对童话一直情有独钟，他自称是意大利的格林。而我以为，他的童话──就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人而言，比格林的童话更好。格林的童话毕竟是瞄准了孩子而写的，免不了小儿腔和少许做作，而卡尔维诺的童话是来自于民间传说，他在采集之后，尽力保持了它们作为民间文学时的模样、叙述方式，显得更为自然也更为纯朴。
我们看到了厚厚两大本童话。这是卡尔维诺用了几年的时间从意大利各个地区搜集而来的。其中有相当一批，精美绝伦。它们应收入世界各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从前，有个人有一棵梨树，每年都能收四大筐梨子，正好够交国王。有一年，只收了三筐梨子。他没法装满第四个筐，就把他最小的女儿装进去，然后盖上了些梨子和树叶。
童话几乎总是这样开头的。它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年代，并且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一个荒诞但一点也不令我们感到虚假的世界。我们与童话之间已经达成一种契约：童话就是写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契约，早在我们还作为婴儿时，就通过母亲或奶妈缔结了。我们喜欢它，因为，它给我们一份安静，一种境界。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却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可以无限延长。当那些由作家苦心创作出来的文字很快死亡时，这些来自于民间的稚拙的甚至显得有点公式化的文字，却硬是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了。我们为什么就不去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也许这些文字的背后沉淀着什么──沉淀着人类永恒的精神、永恒的希望和永不改悔的一番痴心与浪漫？童话这种形式本身，也许就是人类基本欲念的产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哪一天小说与戏剧等都会消亡的话，童话却会一如从前地存在着。
对童话理解得最透彻的当然不是我们，是卡尔维诺。
与其说卡尔维诺是小说家，倒不如说他是童话家。他的小说是在童话的模式中进行的，是写给成人看的童话。
一个人从小孩渐渐长大了。童话对他来说，也渐渐失去了魅力，因为，它们毕竟显得过于单纯了。这个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公主与王子，没有宝窟与金殿，甚至连巫婆与海盗也没有了。这个人依然可能还惦记着安徒生与格林，为了他的后代：他要为他的儿女讲述安徒生与格林的童话。而在讲这些童话时，他完全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他希望他的孩子们活在圣洁的童话世界里。然而他自己却活在滚滚的尘世浊流之中而身心疲惫。他会觉得那些童话对现在的他是毫无益处的，除了可以帮他回忆童年和暂时获得一份宁静外，对他的生存几乎是毫无益处的。
卡尔维诺决定为大人写童话。他知道，我们是喜欢童话的，只不过是“小红帽”、“狼外婆”之类的童话已经不能再满足我们。
他将童话的基本精神与基本手法都承接了下来，但，他将内容复杂化、人性复杂化、主题复杂化，并且扩大了规模。童话的格式，他并没有完全舍弃，但在他的文字世界中，这些程式被隐蔽了起来，不再留下一丝痕迹。
他依然保留了童话的寓言性。
童话的不衰，大概就正在于它所具有的寓言性。
所谓的寓言性，是指那些被关注的问题，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甚至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以外的世界中的问题。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命题，是经久不衰的。它关乎物质世界，也关乎精神世界。是天意，是法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以后的历史里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并得到验证。这些问题还具有神秘色彩，常处于暗处，默然地向我们预示着未来。这些问题与时代无关，与政体无关，与民族无关，更与时尚无关。
卡尔维诺的全部作品，都具有寓言性。我们在阅读他的文字时，总会有一种诡异的甚至略带恐怖的感觉。这些感觉在一伙人突然失去言语能力而只能凭借塔罗纸牌来进行诉说时，在子爵被劈开两半而一前一后地回到家乡时，在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记述各式各样的城市时，我们都经验了。卡尔维诺很少将他的文字用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景观上。《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背景是实在的：法西斯战争。但我以为将它定为写实主义的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在童话世界里。故事、情景、氛围，都是童话的，文字底下的精神是寓言性的。
像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还有几个：卡夫卡、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
寓言性是小说的最高境界。
童话与诗应该是孪生姐妹。卡尔维诺的成人童话，具有诗性，这一点我们会在读他的第一行文字时就会有所体会。散文有散文的境界，诗有诗的境界。我们无法说清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我们都能心领神会。我们知道诗的境界究竟是指什么。它与世俗无关，与当下无关，这是肯定的。与天地有关，与神性有关，这也是肯定的。《看不见的城市》应当被看成是散文化的诗，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可·波罗、忽必烈汗是两位诗人，一流的诗人，浪漫主义诗人。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呈上的是诗篇，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他与忽必烈汗的交谈，是诗人之间的交谈。《看不见的城市》应被当作是一首长诗。
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童话与诗，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在节奏与旋律上的一致性。而节奏与旋律是与押韵、重复有关的。这是童话《三间小屋》──
有一位贫穷的妇人，临死时她把三个女儿叫到身边，对她们说：“我的孩子，我将不久于人世，抛下你们独自生活，我死之后你们就去找你们的几位叔叔，让他们给你们每个人盖一间小屋，你们三姐妹可要相互照顾啊。永别了。”说完就死了。三个女孩哭着离开了家。她们上路了，找到一个叔叔，是个草席匠。大女儿卡特琳娜说：“叔叔，我们的妈妈去世了，您是位好心的叔叔，能不能给我盖一间草席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