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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实在无法躲避乌鸦，天长日久，从前的感觉渐淅麻木，对乌鸦的陈见也日益变得淡漠。
首先，东京的乌鸦对人无任何戒心与畏惧，使你根本无法与它拉开距离。它们无处不在，几乎装点了你眼前所见的任何一个画面。我们要去吉祥寺购买东西，必经井之头公园，而这公园又是乌鸦的一个大本菅，那里的乌鸦多得满眼都是。它们就在你眼前肆元忌惮地刷刷地下，甚至就在你的脚下觅食，挥之不去。那摇摇摆摆很固执的样子，仿佛一定要让你将它看个仔细：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鸟？
对乌鸦的阅读完全是被动的，但阅读的结果是至少是：抛开种种文化的附着，作为纳粹意义上的鸟，乌鸦却是一种难得的经得起审美的鸟：
那黑才叫黑，如墨，如漆，如星月全无的深夜，且又有光泽，飞起来时，仿佛像绸缎在阳光下滑动，那分寸得当的喙有着牛角的质地，显出了一些贵重，而两只眼睛更使你觉得从前的印象简直没有道理，那棕黑的两粒，如珠如豆，晶晶闪亮，无一丝阴森，更无一丝怨毒，恰恰相反，倒有一些纯真、柔和，还有几分只有善目慈眉的老者的眼睛才有的那种亲和。假如有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立在一片晶莹的雪地上，其情景如何？假如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穿行在如雨的樱花里，其情景又将如何？它在地上走动不是走动，而是跳动的样子也很好。我原以为乌鸦在地上的前行，是像鸭子一样晃动着往前走，结果发现，它根本不会走动，而是轻轻地跳动着前行，很有节奏感。觅食时，偶然受了惊动，会一转脑袋，往天空一望，其神态还有几分憨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飞翔。井之头公园的上空，常有鸽群和野鸭群飞过。鸽子的飞翔固然迷人（我少年时曾被这种飞翔迷得不能自已），但鸽子的飞翔有时候带了少许的表演的性质。它们在天上飞，盘旋，忽如旋风一般上升或下降，久久不肯停歇，总让人觉得它们有点在买弄自己的飞翔。而野鸭的飞翔又过于单调，直通通地四平八稳地在天上飞，全无一丝变化，加上长脖子短身体的体态，似乎不那么让人觉得飞翔的优美。而它的下降，简直使人觉得笨拙。它们落在水面上时，绝无一点轻盈与优雅，而竟如一块一块砖头，噼里啪啦地直掉在水里。乌鸦的飞翔，既不同于鸽子，更不同于野鸭。它不在天上作无谓的盘旋，绝无卖弄之意，但只要是飞，就将它飞好，飞出样子。它们似乎最喜欢那种从一株树到另一株树、从屋顶电视接收架到电线杆的顶端、从地上飞到树上或从树上飞到地上这样子的有目的的飞翔。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它扇动大翅，潇洒自如。倘若在行将到达终点之时，它忽然改变了降落的主意，此时，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一丝野鸭在突然改变飞行计划时的那种局促与僵硬，而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穿越了极其有限的枝隙与叶空，其情形如一页薄纸轻风送力，一瓢而过，不留一丝改变原意的痕迹。
最值得看的是它的那对翅膀。乌鸦之所以飞得那样好，似乎与它的长翅有关。它的翅膀与它的身体相比，是超比例的。有时，它立在地上，也会将双翅展开，这时你可得到静观。那翅黑而优雅，你就会觉得古代白话小说中形容一个女子的漂亮，说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实在是一个很传神的形容。
东京的乌鸦，顽强地逼迫着我改变着对它们的看法。我发现在从前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乌鸦的观察实在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乌鸦竟然还是一种淘气、顽皮的鸟。井之头公园的一些大树下放了一些自行车。这些车大多是被遗弃的。乌雅们常落在车座上，它们歪着头看看那车座之后，就开始用喙去啄那车座，直啄得那车座都翻出里面的海绵座垫，发现里面并无什么其他内容之后，它们又去啄还未啄过的车座，乐此不疲。有些车，只是在这儿临时放一放，也被啄开了。主人来了，一见此情景，就会骂它们一句：“八格牙路！”它们就叫着暂且飞开去，但过不了一会，又可能再飞回来做未竟的事业。人们似乎并不记住这里有群乌鸦会啄车座，依然还是把自行车不住地停放在这里。它们还经常把一些东西叼到天上去。我几次看见它们把人扔下的空啤酒易拉罐叼住，飞到枝头或人家屋顶上去，然后在那儿摆弄易拉罐，仿佛要仔钿看一看是否还剩下几滴酒好喝。一只乌鸦不知从何处叼得一块白绸，在井之头的上空悠悠飞过，那白绸张开来，引得地上的人无不仰头去看。一天，我从东大讲课回来，正走在路上，偶然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绝黑的乌鸦叼了一只鲜亮如红宝石一般的西红柿在蓝天下飞着。这回，这只乌鸦倒有点表演的心思，在天上长久地飞，竟一时不肯落下。那真是一幅颜色搭配得绝好的画。后来，它终于飞到公园的林子里去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天地间毁灭了一道风景。
到了春天，我还发现乌鸦竟是属于那种情感很投入的鸟。这时节，是它们恋爱的季节。这段时间里，井之头一带的乌鸦完全失去了往常很绅士的样子，在枝头飞来飞去，鼓噪成一片。它们似乎完全陷入了痴迷与疯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林子间飞翔与追逐，不吃也不喝。那天，我坐在井之头公园的长椅上打量它们，发现它们一只只皆瘦弱下来，瘦弱得几乎只剩下一对翅膀。那焦渴而无望的目光，简直使人感到震惊。有时，它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直弄得空中黑羽纷纷。有一只乌鸦竟然疲惫地从枝头跌落了下来。它在昏迷中晃动着站起来，又振翅飞向枝头。那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让人无端地在心里涌出一番同情。
几乎是整整一个春季，它们就这样失魂落魄地燃烧着生命，直到夏季来临，树木苍绿之时，它们才在浓萌中渐渐平静下来。
自然乌鸦也有可气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不知疲倦的叫唤，使我常不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宁静。居室不远外有根电线杆，有一只乌鸦居然能持之以恒地从早直叫到晚。我想找根竹竿到外面去轰赶它们，又怕我的日本人邻居见了说中国人待乌鸦态度不好，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轰赶。有好几次思路被打断，怎么也接不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无聊地去细听起这前前后后的鸦声来，我发现，乌鸦的叫声绝非一种：有发“哇”的、有发“啊”的，那根电线杆顶上的一只，竟然发“呜啊，呜啊”。来了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你听得懂鸦语吗？”她笑了：“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我也笑了：“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是日语。”日本朋友大笑。
东京井之头的乌鸦耽误了我不少文字，这也是事实。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对乌鸦的一味放纵，鸦群无限扩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光乌鸦啄破垃圾袋或到垃圾桶里乱找乱翻这一条，就使他们很伤脑筋。这些乌鸦一清早从林子里飞出去觅食，并不往郊外飞，只是在城市的上空转，见哪条巷里无人就落下来，将那些待收的垃圾袋三下两下就啄开，结果将垃圾弄得满地皆是。对此，日本的电视台常组织专门的却带有几分喜剧性的讨论：如何对付乌鸦？日本人善动脑筋，对付的办法无奇不有。电视里曾作过表演，开始颇有成效，但乌鸦很鬼，一种方法往往试过几次之后，就被它识破，并恶作剧地嘲弄那个方法，使人觉得十分可笑。
日本的乌鸦，似乎有城乡两拨，城里有城里的乌鸦，乡下有乡下的乌鸦。城里的乌鸦啄垃圾袋，乡下的乌鸦则偷吃农人的果实。电视里很完整地放映过一段乌鸦偷吃果实、农人想法阻止、乌鸦还是卷土重来的过程：那鸦群如同一支巨大的空降部队，从空中突然降到一块葡萄园来，将那葡萄一粒一粒地啄掉了。一个上了岁数的农人敲响盆子，将它们轰起，但农人刚一离开，它们又重新来了。农人没法，只好坚守在葡萄园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农人固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以便给乌鸦输入一个信号：那农人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穿棕色衣服的是农人。农人假装睡着了，等乌鸦一来，又突然起身，这又给了乌鸦一个信号：我只是躺一躺，并未睡着。这样试了几下，农人见有了效果，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身上的衣服剥下裹住一个稻草人，让它躺在葡萄园里，自己回家了。但那些乌鸦智商颇高，高得能识破人的诡计。它们先是在空中不停地飞，不停地叫，然后记探着往下落，往“农人”脸上屙一泡屎，刚要落下，又突然起飞，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过之后，便在心里认准了：真人是没有这番好耐心的，就哗啦啦落下，把葡萄架搞得直晃悠。吃饱了，它们竟不立即飞去，在葡萄架上歇到夕阳西下，方才飞去。第二天，那老农人望着那个不剩几粒葡萄的葡萄园，一脸悲哀，都快哭了。后来，他抓来一支猎枪，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鸦群开枪。
即将离开日本时，我和家人再次去了井之头公园。那时，正是樱花初开时。只见乌鸦们在赏樱的人群里飞来飞去，将春天搞得一派热闹。
回到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又开始写东西，但最初的几天竟写不出，问妻子：“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
妻子说：“外面的电线杆没有乌鸦叫。”
我忽然想起了井之头那些似乎已熟悉了的乌鸦，便走出室外，仰望天空。北京的天空空空荡荡，竟无一只乌鸦。
黄昏时，我才终于见到了鸦群。它们飞得很高很高，一副不想与人缩短距离的样子。我知道，这群鸦大概飞了许多的路程，到郊外无人的田野上觅食去，此刻正在返回城里的家。而它们的家绝不会在寻常百姓中间，而只是在钓鱼台、中南海里头的一些人伤不着、惊扰不了它们的林子里。
一日看元曲，忽然看到“宫鸦”二字，便穿凿附会地想：这些乌鸦莫不就是宫鸦？
天际游丝（曹文轩精选集）游说
父亲去世之后，我每每，总要想起他生前所讲的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大笔用之不尽的财富。有些，我打算将它们扩展—下写成小说，而有些我则不打算生发它们，老老实实地将它们写成散文或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种什么东西算了。
这里说的是他任教的事——我父亲有兄弟二人。祖父考虑到家境不算好，无法让他们兄弟两人都读书，就决定搞政策倾斜：让一个读书，让一个不读书。让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伯。但父亲要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常偷偷地跟着大伯学认字，学写字。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就把父亲藏着的笔与砚台找来很用力地扔到河里。
但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的读书欲望，祖父只好同意：每年冬季农活清闲时，让他念“寒学”。父亲总共念了三个定寒学。
大约是在—九五三年，地方上要办—所小学校，找不出很有文化的人来做教师，就有人想到了父亲：“曹小汉（父亲的小名）念过三个寒学。”一位叫德咸的老人，当时是“贫农头子”，早在我父亲赤身田野到处玩耍时，就很喜欢他，于是说：“就让他做先生（那时不称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