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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后来，这被激动地浪漫地讴歌过的“劳动人民的一双大手”，怎么就变得如此粗糙、如此钝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们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写手的（扭转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换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绘祖国锦绣江山的手…）。有许多关于手的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词。我在想：这些手在做了这么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总该实际—些，将房屋，将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细—些、地道一些、美观—些、稍微像点样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问这衰弱的原因：
可能与制度相关。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堕落与懒惰。失去了勤奋思考、勤奋劳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东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风”的生存“厮杀”，从而让—双双手闲置起来，久而久之，失去了灵性。
社会的连年动荡和反复无常使人心涣散不聚、失诚不古，使人消极存世、玩世不恭。失去人生的庄严与认真，自然也就失去了做活儿的庄严与认真。
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与绝对化的生活，否决了—种有情调的生活。生活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只剩下实用价值。面对一件器物，人们仅仅只想到它是否可以用于盛水或者用于烧煮，而不再能剥离这些实用，而暂且将它孤立出来作为审美之物。于是，所有的器物便日甚一日地只作为一件件纯粹的实用之物了。于是也就不求手的灵敏与精巧了。
对传统的变态性背弃与毁灭，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前无古人，一无傍依，无根萍漂，茕茕孑立，先人们几千年创立的生活境界毁于—旦，先人几千年营造的审美趣味被弃于荒郊野外，先人们的手之聪明，手之灵巧，手之无穷美感已在记忆中被抹煞而不剩—痕。手失去能力的承继，而苍白无神。
而“工具意识”的缺失，是被我认定了的一个大原因。
日本人之所以将活儿做得那么好，很要紧的—点是他们十分在意工具。他们总是借助于最合理、最精当、最得力的工具去做活。由心到手，由手到工具，把他们的意志、精神、美学趣味很完满地外化在那些对象上。这个小小岛国却是个工具大国。我去商店时，总爰往卖工具的铺面走，一到那儿，见了那五花八门的工具，就欢喜不已，并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我从日本回来时，送友人的礼物大部分为一些工具）。平素散步，见那些干活的总是驾一辆工具车而来，车门一开，就见那里面很有章法地布满了工具。那时你就会觉得这活是无法做不好的。并想：那人操作起来，手里有件顺心的工具，那劳动—定充满了快意。而中国人干活，对工具却很不讲究，还常工具不全，甚至干脆就没有工具。我请湖北木匠封阳台，他们竟然只有一把凿子。我以为，—个稍微好一点的木匠，就应该有好几把凿子。三分、五分、七分的，平口、斜口、圆口的，是不能少的。他们就一把，只好将就着用，既费时费力，又将那些眼儿凿得很不像样子。装完玻璃抹泥子，竟没有抹泥子的工具，而用手指去抹，结果被玻璃的边沿划破，血淋淋的。麻木着也不去包扎，血和了泥子继续抹，玻璃上净是血指印，让人想到这里曾有过—桩凶杀案。
但最被我认定的—个原因——我以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化教养的缺乏。记得恩格所有段话，说得很透彻，大概意思是说，那些穷人，由于文化的缺乏，而使他们的感觉钝化了。人的心灵感觉与生理感觉的敏锐，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说到底是文化教养上的事。那些末流的饭馆、发廊、小商店，为什么总把音响搞得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使人不得不掩耳而过？除去现代人寻求刺激这个原因而外，就在于这些缺乏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其感觉钝化。你觉得躁，但人家不觉得躁。你能发现—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个在很高文化意境中的人，也如此打开音响去听音乐吗？—个乡下人说话，非把声音提那么高，同样也是因为钝化。你不妨稍微留神—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敲你的门，与—个女大学生来敲你的门，其轻重会不会是—样的。那个乡下人的敲门可能就算不得敲门，而是擂门。漫长时期的文化教育的放松乃至缺乏，使中国文盲遍地，从而造成了他们感觉的钝化。中国欲想恢复先人们的荣耀，除去要注意以上种种原因，大概非得拼了命抓文化教育不可。那些凤毛麟角的民间巧手，绝不能证明着文化教养的不足、稀薄乃至空无并不影响—个国家、—个民族的手乃至于心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个星期后，我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购买一盏台灯，选定之后请卖灯的小姐—试，试完后，她却再也不能将台灯顺利装回盒子里去了。于是，她就用开了蛮力（这事倘若放在—个小伙子，我倒还能容忍，而现在却偏偏是个姑娘，并且看上去还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她想如炮手装炮弹—样将这台灯重新塞回去。我连忙阻止她：“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我就这样抱着走好了。”—路上，我眼前总是有那双胖嘟嘟的富有肉质的手：袖口耷拉在手面上，手不太干净，但指甲却被涂得血红，光泽闪闪……
晚上，我决定趁我刚刚归来，感觉还尚未麻木和漫漶，赶紧将以上的文字胡乱地写下。这些文字，恐怕要被那些“爱国之士”斥为是一些“不爱我之国，不爱我之族”的文字。但愿我之心，不被“护国者”们看歪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天北京大学燕北学院
天际游丝（曹文轩精选集）乌鸦
这种鸟，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它是一种邪恶之鸟，一道不祥的符号。在中国的电影里，这东西总出现在荒凉的野地或阴气深重的坟场或老宅背后一株孤独的枯树上，随着突然的一声凄厉而苍老的鸣叫，一种险险，一种恐惧感便顿时裘上你的心头。
我们并不能说得清乌鸦到底怎么了。但它在我们的感觉上，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十分遥远，以至于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描绘出它的体态、目光与飞翔或行走的徉子。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印象，一团纯粹的黑色，一个在天边冷飕飕、阴沉沉地瓢动着的幽灵。
我小时候，很早地就在一种氛圉中感卫到了这种鸟的阴鸷。因此，一儿到它立在风牢的顶端或从林子里哑然飞过，就赶紧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并闭上双目。
上六年级时，我从父亲的书柜中翻出一本鲁迅的《故事新编》来，那里头有篇《奔月》，居然有好多文字是说这样一件事的：羿将天下鸟皆射杀，现只剩下乌鸦了，他只好射杀乌鸦为他的娇妻嫦娥做炸酱面乌鸦的炸酱面。我一边毛骨悚然地读这些文字，一边感到有点恶心：乌鸦的肉是可以吃得的吗？那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的嫦娥，倒也没有我的“毛骨悚然”与恶心，但她对这样一种生活似乎大为不满：“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的炸酱面？”后来，读到嫦娥背弃羿与家独自飞往月亮上去了，我就在心里很支持她：人怎么能忍受得了总吃乌鸦炸酱面呢？说老实主知，我当时在心里不怎么同情那个成了孤家寡人的羿：一个让那样漂亮的老婆一年到头总吃乌鸦炸酱面的人，有甚值得同情？
一句话，乌鸦在我的感觉里一直不太好。
1993年10月，我去日本东大讲学，一住18个月，这才对乌鸦的印象有所修正。
乌鸦在日本文化中的形象似乎并不坏。听说，在日本的传说中还有乌鸦救王子之类的动人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乌鸦倒成了一个勇敢而智慧的义鸟。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不讨厌乌鸦，更无中国人一见乌鸦便要生疑、便有不祥预感的心态。在日本人看来，乌鸦是鸟之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并无特别之处。他们像对待其他鸟一样，完全是用了平常心来对待这些黑色精灵的。
初时，见了东京乌鸦到处乱飞，我心中颇为纳闷：这样的一种鸟怎么在此地竟有如此待遇？甚至，我在第一次上讲台之前，听到了它的一声叫喊时，心中还大为不快。那天，我西装笔挺，夹了公文包，颇为“气宇轩昂”地出了寓所。我在心中默念：这第一堂课必须讲好，要讲得特别好。我把自己的信心打到了顶处。就在我走出寓所一百米左右时，寂静无边的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沙哑的鸦鸣，我就觉得头上明亮的阳光下划过了一道黑影。未等我去看它，又是一声鸣叫，这声鸣叫居然就在我耳边，随即，我看见一只乌鸦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鬼鬼祟祟地飞到林子里去了。我竟学着小时候的样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几天心里就一直不痛快，直到知道我的课讲得并不坏为止。
在那里，我实在无法躲避乌鸦，天长日久，从前的感觉渐淅麻木，对乌鸦的陈见也日益变得淡漠。
首先，东京的乌鸦对人无任何戒心与畏惧，使你根本无法与它拉开距离。它们无处不在，几乎装点了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