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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读学问，进不去！就是这么个状态。
问：那您写了这么多小说，不是总在换脑子吗？
答：（笑，有一丝小小的得意）我写东西也就是晚上。从事旅游饭店业的人都知道，应酬很多。我们公司下属有10个大单位，这10个大单位的工作于我就是全天候的，所以每天8：00，我自由散漫点，8：30也在办公室了，送往迎来的，一下子得到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但没有特殊事情，平常我基本到晚上10：00可以开始写东西。
问：天天如此？
答：（笑）过去写点什么是这样，现在好像有点变化，年龄大了，不像过去那么熬得住了，到10：00就觉得困了。但是困了也坚持，撑着眼睛也会写下去。我写的是长篇，每天不写出两三千字，到什么时候能写完呀？！再说，写时间长了我就烦了。每天就是这么写，有时候真是撑着写。
问：写作的时候，您总能沉浸在作品当中吗？
答：当然。有时候，哭过。
小说改剧本，我全自己来
问：据说《永不瞑目》曾经引起争议？
答：是的。争议还挺大。我觉得我是按照弘扬主旋律，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来写的。但是就有人看法不同，因为显然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保尔，不是董存瑞式的。那么主人公这种带有新新人类特征的都市青年，突然走到那样的一种境遇当中，最终献出了生命，算不算英雄？对于英雄的定义有很多种。另外，我们的公安机关在这里的作用，以及与牺牲者的关系，与传统的公安英雄形象、英雄产生的方式之间的不同，也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有些同志不能接受。
问：但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挺高的。
答：是这样。我听到的消息，有的地方收视率达到40％至50％，这是破记录的。反映说，这个电视剧是严肃的，而且催人泪下――不是说催人泪下就是好戏，就深刻，有的戏让人哈哈一乐之后也受益匪浅。我们这个剧让人感动，在现在喜剧、轻松剧，甚至闹剧占主体节目的时候，它起码有一点新鲜吧。
问：电视剧剧本是您自己写的，但我经常听一些作家讲，他们不愿意亲手把自己的小说作品改成剧本，因为两种创作方式有很大区别。甚至有作家说，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有一种被糟蹋了的感觉，您觉得是这样吗？
答：（摇头）我的小说改编成剧的，全部由我自己完成，我是编剧。作家往往感觉他的作品本身优于改编的影视剧作品，这很正常。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想象空间是多么大呀，到影视剧那里，就要受到导演、演员、拍摄环境、资金等等条件的限制，好坏不说，肯定和作家的思路不完全一样。作家当然一般都最忠实于自己最原始的感受，经过别人再去感受并且用别样的方式去演绎，结果肯定不一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问：如果差别太大，您一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让步？
答：有时候你不让步也不行。你当然可以找导演去说，（语速明显加快）但且不说导演和你的思路是不是一样，一些客观条件也会成为制约。比如说就这么些钱，租场地拍了半天演员就是不出戏，或者许多东西没到位……拖延？费用谁付？电视剧已经非常商业化、工厂化运作了，有的时候就是一场一场在赶，差不多得了，没有你细琢磨的功夫，艺术上的强求一致不可能。再加上每个演职人员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会提出某些地方在他们看来不合理、不够味的意见，会加入自己的创作。你能说哪个更高明？每个人都渴望表现自己。作家更多的靠的是笔上功夫。导演和作家关系好，或者导演特别喜欢这个作家的东西，有问题好协商；名气大的作家、编剧，受到的尊重与信任可能还多一些，有的没什么名的小编剧，看到改过的脚本都不认识了。而且现场改动的情况也太多了。我觉得，大家彼此协同是很重要的。
问：您参与拍摄过程吗？
答：我不跟拍摄。除了改编，我参与一部分策划工作，比如全剧拍成什么样的调子，另外参与导演和主要演员的选择。
问：《永不瞑目》演员的挑选工作您都参加了？
答：不是“都”。主要的几个我参与了。我和投资商的合同是导演、主要演员的人选我要算一票，剧本的再改动，要经过与我商议。自己的作品总该更符合自己的意愿一点吧。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剧本，除《便衣警察》外，改动都不大，包括台词、场景、情节。
初出道时我自荐
问：《便衣警察》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年一个业余作家出版一部小说也很不容易。您是不是遇到伯乐了？ 答：在《便衣警察》之前我写过一些法律方面的文章，偏重知识性，在法制报、法制类杂志上发表，都不是文学作品。《便衣警察》我是晚上偷着写的，白天得上班，我们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家当时住在朝内大街，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斜对面，我经常骑车从那门口路过。小说写完了我就寄给他们了，离家也近。我跑到出版社门口看清门牌号码，就寄了。
问：那么近干吗不自己送去？
答：怕面子上不好看。按照规定好像投稿三个月应该有个答复，可我等了三个月也没见回音，就自己去找他们了。他们也找不着那稿子了！稿子挺厚的，将近45万字呢！我找到一个编辑室，编辑问我写的是什么――他们还没看呢。人家又告诉我，他们那儿投稿的采用率是千分之二，自己组的稿子都发不过来！如果你写的是公安题材，你可以投到群众出版社去，那是公安部下属的出版社。我心说我就是公安部的，怕同事们知道我写小说，才往别的出版社投稿的！后来找到书稿我对编辑说，我写了60章，你们随便看一章，哪怕一页也行，看到您不愿意看为止，只要您觉得它是块馒头不是块石头，您就接着咬下去……然后我就走了。过了一个月，一个老编辑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书稿已经经过三审，他们准备出我这本书。当时是1985年，一般出版一本书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我的这本书用了半年，一印就是30万册。当时印1万册的书也不是很多见。
问：有作家说写某种题材小说，比如警察刑侦，是为了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领域的人的生活和状态。您在写作之初想没想过要通过您的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警察，让您的作品成为一般人与警察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路径？ 答：没想过。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非要具备这样的功能，也不是非要承载这样的任务。至少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写作动机。有的人认为创作是受到生活的启发，有冲动，有的人认为创作是受到好的文艺作品的熏陶，而我从事文学创作，好像受的是一种相反的作用力的影响，是地摊儿文化，是滥的地摊儿文学、滥的影视剧作品使我开始写小说的。我觉得既然那么滥的东西都能印出来都能卖，那我写写可能也行，兴许还就比这些滥东西好点儿――听着不大神圣啊？原来总觉得当作家是个挺神圣的事，非一般人可为。
我的小说全是瞎编的
问：那您就这么“一写而不可收”了？可能您是个特例。
答：（笑）我现在写作基本是有人相约，许以重酬（拖长了声音）。命题作文比较多，人家说你给我写一个禁毒的，比如《永不瞑目》，全国禁毒委约的，我就写了；人家说你来一个走私的，我琢磨琢磨也写了。谈好价钱，约定好交稿时间，就是这样。电视剧也是，人家让我写，我问问要多长的，20集、21集？放三周？好。10集的？不要，挂不上广告，不好卖……（有点自言自语地）我是根据要求来写。
问：您这样一部一部地写，而且每一部还都能各有特色，总能写得下去？评论说您是“编故事能手”，您觉得是吗？
答：（大笑）故事当然都是独立成篇了……（有点支吾）其实我缺乏生活，都是瞎编。禁毒？我根本没有参加过；《风花雪月》那档子事儿，我也根本没经历过；我现在写的《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是说记者的，我，我也没当过记者，不熟悉。也就是说，我的小说里有很多不是我生活里能够亲历的事，我熟悉的领域都在企业界内部。至于其他行业，接触很少，也就是些做生意的，日常交朋友的没有。
问：一般来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有生活才有素材，才有体会。在这方面您又是特例？
答：（严肃，正正身体）人从生活中获取积累是不同的，有的是许多具体的事件，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是各式语言。我从来不太留意这些。我对生活积累是设法丰富我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味，寻找对生活的感受。通过这些方面的提高，找到对生活的基本规律、基本逻辑的认识和判断，使我对一般事物能够把握得好。至于具体的故事、具体的语言，我从来没有刻意收集积累过。我可能注重对于情感、情趣、生活规律的记忆，这些记忆指导我写小说，告诉我写得准还是不准。其他具体的细节、语言、情节，肯定都是编的了，这没什么可回避的，也不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脸在山西，衣服在北京，口音在河南，不是那种“杂集”式的，完全就是生造！没有什么模特或所谓原型。就是编一个故事，融入我对于生活的理解，表现我对生活的理解。
问：您有没有觉得自己了不得？
答：没有。没有什么可了不得的。我倒是觉得作家是最倒霉的人！人家随便炒炒股就挣几万，作家爬格子很辛苦！有人说演员不容易，一天不知跑多少场子让导演们挑来挑去，仨月也不见得选上一个戏，很被动。其实，演员没有作家被动。最多没被选上不能参加，可作家呢？惨的就是写完了没人用！没人看上，没人给您发（出版），没有导演愿意编你这个内容！劳动完了全白干！演员没上戏那是还没付出劳动呢。另外，作家的竞争对手太多了！不像演员、导演，得经过专业训练或您得长怎样的一张脸――这是个范围限定，可谁听说要求作家得长成什么样了？只要您有笔、能写字，您有胆子！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无成本的、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行当。（笑）像我这样的，看了两天地摊儿文学不都写了吗？还冲进了作家的行列。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写呀！都觉得自己能成个作家。剧本，你到哪个电视台、电影厂去看吧，都是一屋子一屋子放着！采用率很低呀！
问：您的作品采用率好像很高。
答：（声音小了）我的采用率高一点，100％吧。我写过的文字没有没发表的，我写过的小说没有没改编成剧的。 问：您不觉得这是因为幸运？
答：我没想过幸运不幸运的问题，好像一切都来得很自然。从《便衣警察》以后，我发表小说就没有幸运不幸运之说――写了就能发（出版）。（笑）我没有经过苦苦求告、苦苦等待的过程。倒是现在因为在这方面有了一点名气，总有人约我写，甚至说你写吧，写出什么我们都要，就算一个滥东西我们也照价收。我没经过由不行到行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行（笑，声音大，满意地）。
问：您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包括写作的名气和您今天的职位，都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