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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在过去的旧文化舞台上，人民却难成主角，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一直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必须颠倒回来。从三皇五帝到现代，也许只有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方才透过“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斑斑点点的历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统治集团之外，有一个无声的力量不断反抗，壮志未酬，而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数千年来，这个力量却在浩荡的历史叙述中鸦雀无声，隐而不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精英和士大夫关怀的那些空虚缥缈的纲纪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于是，静夜读史，他发出了如此千古浩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蹶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访尽了名山古刹，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发现了漫长中国历史中隐而不彰的亿万农民阶级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根本契机。也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支持下，创造新的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方才有了可能。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社会，不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均衡、和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社会财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最广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1936年，在陕北寒冷的窑洞里，面对一位叫做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的西方智者，毛泽东说：“我的母亲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经常舍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我的父亲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彻夜未眠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此间大音梵声，复有几人能解？
（主席诗词手稿）
2002年，有一位叫雅克·德里达的西方哲人，在拜谒了毛主席纪念堂后，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画像前留影。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照相机却突然“休克”。而哲人悟顿，说：毛主席太了不起了，他对一切“表象”都是彻底否定的！
“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
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
“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与金庸狭路相逢
与金庸狭路相逢
——《笑书神侠》自序
社会上和学术界的许多朋友师长，都谬推我为金庸研究专家。有些喜欢辱骂金庸和金庸研究的风流老先生也把误导青年的帽子往我头上戴。其实我关于金庸的文章写了不少，讲演访谈也做了不少，但直到2005年之前，并没有出版过金庸研究专著。我是个什么都研究、什么也都不研究的人。我推崇我家老祖宗的名言：“君子不器”。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应是：“无所不为，一事无成。”不过为了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一个有良心的人总该研究点什么。我学无所长，只好研究“文化”。在文化里，我重点研究文学；在文学里，我重点研究小说和戏剧；近年来附庸风雅，重点研究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里，曾经用心研究过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早早地埋伏在武侠小说里等待我这个假面伯乐，于是我们就狭路相逢，悲惨遭遇了。
我开始读金庸比较晚，那已经是建国35周年之后，80年代后期，我刚当上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官倒腐败方兴未艾，社会风气日益崩坏，雷锋精神受到质疑，救助落水儿童要先给报酬，光天化日之下，广大市民踊跃围观流氓歹徒轮奸妇女的年头了。我那时对什么“武侠小说”是不屑一顾的。俺自幼受到高雅的正统文学教育，批林批孔时就读《论语》《孟子》《韩非子》，评《水浒》时就读《水浒》《三国》《红楼梦》，批邓小平时就读鲁迅茅盾高尔基，批“四人帮”时就读王蒙张洁刘心武，后来上了北大，更是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海德格尔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好色一代男……整天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塞，只觉得天下的山珍海味已尽入腹中，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渐渐地，看穿了各种文学伎俩，炼就一副铁石心肠，任你情天恨海，五雷轰顶，俺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许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朋友都走过这么一段“人性丧尽”的歧路，试问，在那饱读了古今经典、中外名著的时候，还有什么文学，还有什么作家，能够感动我们这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学狂徒吗？
就在这时，我发现周围同学不仅仅迷恋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艾略特里尔克波伏娃，他们中颇有些人神气活现地谈论什么三毛琼瑶席慕容和金庸古龙梁羽生。作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和班里第一批共产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同学“思想堕落”的根源。我说：“什么破玩意儿？你们这么没日没夜地糟蹋身子？呈给本官，验看验看！”同学说：“这可是最伟大的文学啊，比你那鲁迅老舍万家宝，一点都不差！”于是，递过来一本脱落了封面的通俗文学期刊，上面连载着两章《射雕英雄传》。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刻诞生了。
我是个读书看戏都很投入的人，标榜“先感性，后理性；先感悟，后研究”。我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为《红灯记》和《高玉宝》流过泪，为《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流过泪，为《雷雨》和《家》流过泪，为《流浪者》和《简爱》流过泪，为《爱是不能忘记的》和《高山下的花环》流过泪。上大学以后，就不曾再为文学作品而流过泪。我以为自己成熟了，永远不会再被作家骗去泪水了。像《悲惨世界》《复活》以及轰动一时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没有摧垮我的泪腺。然而，我却一次又一次，被金庸这厮感动了。当郭靖背负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当杨过苦等小龙女一十六年后毅然跳下悬崖，当郭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当程灵素为胡斐吸尽毒液而死，当胡一刀把孩子托付给敌手苗人凤，当殷素素用生命告诉儿子张无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当明教群雄出征前高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当香香公主把匕首刺进那世上最美丽的胸膛，当岳灵珊和马春花被爱人害死而临死仍然挂念爱慕着那无情的爱人，当萧峰一掌误毙了世上最爱他最理解他的阿朱，当“恶贯满盈”段延庆得知段誉是自己的儿子，当韦小宝在通吃岛接到康熙画的六幅充满兄弟情谊的“救驾图”……我几乎每次读到这些段落，都会热泪盈眶。止庵兄说感动是不成熟的表现，读书多了就不会感动。可我确实做不到止庵兄的境界。我是万卷书也读了，万里路也行了，乱七八糟的觉也睡了一万多回了，可是眼看要到四十不惑的冷血大关了，却反而愈加容易感动起来。美国人死了我也伤感，伊拉克人死了我也叹息，气得我夫人咬牙切齿地咒骂我：“更年期这么早就来了！”
由于迷恋金庸，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武侠。但是几百部读下来，大多都忘记了。没有炒作，没有指导，甚至没有正版，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我加入了谈侠论剑的行列，由同学间，谈到老师处。我和其他同学，向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于是，钱理群老师读了金庸，后来还写了研究文章，他和吴晓东著的插图本文学史第一次列入了金庸的内容。钱老师又鼓励我们把金庸当成严肃文学来谈。于是，我又抱着研究者的态度一遍一遍重读金庸，但是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这时，我知道了金庸的读者原来是遍布全球和几乎所有的领域的，邓小平、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王选、李陀、冯其庸……都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但是，要在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公开研究金庸，以我的年龄身份，是必遭保守势力疯狂漫骂陷害而自取灭亡的。陈平原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华写出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大学界振奋一时。然而陈平原老师居然也不敢乘胜开设武侠小说研究课，可见金庸进入北大阻力之巨。
打破坚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严家炎先生。我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严家炎先生不但也是金庸迷，而且早已在美国讲授过金庸问题。社会上有些黄口小儿散布谣言说严家炎自己喜欢金庸，就强迫学生都研究金庸，污蔑他是“误我青年，毁我文学”。其实我博士生读了一年，才和严老师互相发现对方是金庸迷，而且严老师从不束缚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过是巧遇同道而已。严老师的其他学生都对金庸研究不大感兴趣。我跟严老师的金庸观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博士论文也并非写金庸的。我最佩服的一些导师往往都具有超人的学术勇气，严家炎先生那么高的学术声誉仍然锐意进取。他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后又出版《金庸小说论稿》。果然社会上枪林弹雨袭来，颇有踏平北大之势。照我的意思，根本不用理睬，严先生却一丝不苟，每责必答，那种儒侠风范令人格外感动。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小说。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小说。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