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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吧。
三月第一博
2006年3月2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初三晴
伊拉克足球进四强了，司机师傅感叹道：“你说人家伊拉克，人家什么时候练的呀？人家在哪儿练的呀？人家进四强了！”我说：“今天二月二，龙抬头，咱中国这回也甭抬了。”师傅说：“抬头？抬他妈个球！”
这两天有点累。华东交大讲座，尽管天气阴冷，但效果是相当的轰动。找我讲座的电话又爆增起来。有的学生干部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反复拨打，我说没时间，他们就说讲二十分钟即可，连我住在哪里都侦察得清清楚楚，说随时派车到我楼下云云，总之非要我满足他们的工作政绩不可。跟他们说这样的邀请每天四五个，实在答应不过来，明年再联系好不好，他们就说我看不起他们学校，为什么连华东交大都去了，而不来我们学校！我说第一人家的讲座叫“孔目湖”，跟我同名；第二人家华东交大水平很高，学生的提问，那可以说是未名湖级别的，孔目湖坛主里比我高明的人很多，我不过是人家的第113讲而已。再说，总得给我留点散步卖呆脑白痴的时间吧，不能看见我在未名湖畔跟人闲聊了几句，就说我嫌贫爱富，师德败坏吧。
《中国老年》2006年第3期有篇谈罗章龙的文章，罗章龙晚年希望中央能够认可他当时主观上是反对王明，不是故意要另立中央。他在遗嘱中写道：“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一个被开除党籍60多年的人，信念如此坚定，也不愧是当年“二十八划生”的三个半朋友之一了。
《红豆》2006年第3期马季的《网络文学的早期历程》有些史料价值。《天涯》主编李少君兄寄来他编的一本《21世纪诗歌精选》之“草根诗歌特辑”，编得很有眼光。
今天还收到陈泳超主编的《北大段子》，内容多是网络上的。里面有一篇讲汪景寿老师的，正遇2月27号汪景寿老师病逝，我就在今天的课前给学生读了那一段，算是表达对汪景寿老师的悼念。汪老师除了研究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外，是中国曲艺研究的第一学者，是真正深入曲艺界的学问家，跟很多曲艺名家是朋友。他的《曲艺概论》、《中国相声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受他启发不少。汪老师待人非常随和，有一种天然的“糙幽默”。早期上电视的时候，上面西装领带，下面赤脚穿着解放鞋，我以此调侃他，他却说这就叫“北大精神”。他还调侃我在电视上一边假正经一边随时随地犯坏。一次系里开会他打盹，我提醒他，他却说是领导的讲话“太催眠、太催眠”。上个礼拜我们办公室主任杨强兄说他住院了，我还以为没什么事儿，还想跟他请教郭德纲现象呢，竟不料就这么走了，才72岁。今后北大再没有对曲艺研究如此深厚的专家了。
这学期的课，给我安排在电教报告厅，大概是北大最大的教室了，在讲台前抬头看上去，满山遍野的，大概有一个团的样子。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保安很紧张，问我是什么领导要来吗？空间太大，并不利于讲课效果，后面的恐怕视听不清。我只好放高声、写大字，课后回答学生提问，回来才觉得累了饿了，喝了点啤酒，吃了四个花卷。充实的一天过去了，写了这篇日记，一会看看这两天的留言，上帝啊，庄严工作之后的疲劳，真他姥姥的幸福啊！乌达啦！
孔目湖讲座
明天要去南昌，在华东交大讲座一次。该校党委宣传部多次邀请，终于在今年逮住了我。前些年我到一些大学讲座，往往是被其团委邀请，党委拒绝，后来我就声明非党委邀请不去。近几年各校一般都是党委出面来邀请我，我分身无术，多数谢绝不去，偶尔答应去了，也往往胡说八道一番，反正出了事儿他们党委负责呗。这次我也是看在该系列讲座的名字里有个“孔”字，就任人唯亲，答应了。不知道下次来博客是什么时候，所以贴一篇上周的读书日记节选。朋友们，三月见啦。
2006年2月13日星期一农历丙戌年正月十六
《晶报》上连载的《王光美访谈录》有点史料价值。刘少奇第一次去王光美家，既是女婿身份，又是中央领导身份。王光英特意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送给刘，刘说：“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然后又利用王光英的资本家身份，让他去联络天津的工商界。与资本家联姻，刘算是带了一个头。后来的“剥削有功论”等思想问题和晚年命运，皆与此有关。
多家媒体报道了陈凯歌要告胡戈，这有点过分了，小凯不该如此糊涂啊。看来娶同姓的老婆后果确实很严重。不过陈红嫂子倒似乎表现得比较冷静，静等着洪大姐率先打出一组七伤拳。
《文汇读书周报》2月10日头条文章是《韩国“伪书”炮制秘方大曝光》，原来市面上大多数韩国青春网络小说都是书商雇佣大学生伪造的。所谓“韩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韩流。正如日本指挥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明星挎着东洋刀去扮酷。
2006年第2期《语文建设》上发表娄同森《语文教学如何应对“汗”语的挑战》，论题很有意义。早在2005年8月，《新周刊》作了一个专题：《“汗”语言拍案惊奇》。语言学界反应比较迟钝，汗。
“人事”不是人做的
今天贴一篇朋友的文章，把时间省出来答复留言。时间最近好像又提速了，许多朋友的误会都是语文问题，但解释起来太长，网上说不清楚，好在世界就是在误会中前进的。简单说一句：我们看任何文章、任何语段，都要弄明白这是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中针对什么读者在说什么事情和什么道理，也就是n个w的问题。在已知条件不充足的条件下，慎出断语，是为学的基本法门也。另外，“上帝的小舅子”不是在骂上帝，请看我的韩国日记，真主的姥姥观音的老公毛主席的叔叔等呼语，不过是我自己的祈祷词，相当于那些真假教徒的“阿门”也。再说“上帝”一词也不是基督教专用的，中国古已有之，请诸位耶稣的信徒明察，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为接近摩西大叔的原意吧。
“人事”不是人做的
聂荣
在企业，把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变成“人力资源”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
“人事”是小学生作文的构成要素，并列关系，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说清楚就行了。一落入政府部门，却把人当成了一回事，加以管制，理麻，美其名曰“管理”，让辖区里的人都顺从、屈服，这就是“人事管理”。因此，制度特别多，会议特别多，内耗特别多。
把人当成一回事管理的部门，一般称为人事处。科长太小，不值一提。
人事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是：大家都唱“卡—拉—ok”！
“卡”字当头。你要考研吗？单位不出证明；你要评职吗？学历不够条件；你要革新吗？机关没有先例；你要结婚吗？资格还要审查……
“拉”字随后。疲塌拖拉，扯皮撂筋，互相推委，是机关的通病。工作人员不在，我们正在考虑，还要领导审批，这些都是惯用的“拉”法。直到你说不完的好话，送不完的好处，上头再卡也卡不住了，下头再拉也拉不出了，最后才大笔一挥——一切“ok”！
从愿望上把人当成一回事，到执行起来变成了不把人当成一回事，这是一大退步。因此，我时常琢磨“人事处”这三个字。“人事”最终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处”如果作动词，就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来处理；如果作名词，则成了不是人办事或不是办人事的地方。
因此，人事处的人一般是不做人事的！
“资源”大不一样，它首先是一种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前边再加上“人力”，就是一切资源中最最宝贵的了！
资源是有限的，需要我们珍惜。
人力是无穷的，需要我们培养。这里的“力”，包括智力、体力、魅力、活力，因此企业要加强培训，让肯干的人和能干的人不断得到拓展，既是对企业的回报，也是对员工的回报。
因此，人事管理是把人压低，自然让人压抑；人力资源是把人抬高，自然让人高兴。我是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从物理学上讲，凡是力都是有方向的。要想每个人的力方向一致，首先要“心往一处想”，才能“力往一处使”，这就需要遵守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也）和行为准则（力也），这二者正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以，企业靠企业文化来管好事情，理顺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管理。
所以，一个发展中的企业，应该设立“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部”。两手抓，两手硬。
若干年前，我在大学机关，曾戏言“机关就是关‘鸡’的地方”，主要在于把你关住管住，现在结合“人力资源”的理念看来，此话一点不爽（差也）！
机关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在机关，你有听不完的讲话，在企业，你还可以听讲座；在机关，你最多可以讨论，在企业，你完全可以争论；在机关，你得处处缩头缩尾，在企业，你可时时挥拳弄腿；在机关，你有忍不完的气儿，在企业，你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机关，你的饭碗握在上司手里，在企业，你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可以把员工调养成一群发情的狼，无论公母，嗷嗷直叫！
从本人前期的“革命生涯”，也可以窥见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区别之一斑。
上世纪末叶的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初夏，我大学毕业，母校认为我这个人还可以办点事，可留校工作，却又苦于人事指标紧缺，便将我的户口下到一所中学，借尸还魂，留在学校，人籍异处。以后数年，大到学校涨工资，小到工会分菜油，我因人事问题，要么特批，要么补得，常有一种被打入“另册”的感觉。学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小伙能干，却多抱怨。我坦白地说：书记，要是当时把我分到乡镇中学，莫说凭能力，单凭酒量我也当上校长了！书记差点晕倒。几年“转正”后，才露出了港澳同胞回归大陆的笑脸！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初春，天降大任，人交好运，两条人事大路突然摆在我面前：一条是下区县挂职锻炼当乡镇长，一条是借调到市级机关当公务员，时值重庆直辖，百业待举，要人突击。我最终选择了抛弃蜗牛爬树而直杀市级机关的“捷径”，一步跨入了新世纪。哪曾想后来又被医了“焖鸡”。
工作突击了，成绩出来了，利益丰厚了，矛盾集中了。于是，人事管理问题又被领导们义无返顾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借调”慢慢衍变成了“借用”，“逐步解决”变成了“公开招考”。笔试时本人又不幸名列前茅，于是又转入面试。其实，天天见面几年了，谁优谁劣，就连老百姓也心知肚明。当时，我曾赋诗一首，面呈当局，诗曰：“惊闻考公已入围，喜极悲来涕泪垂。不慕范进中举去，只喜相如携妻回。秀才得意半张纸，美人承欢两蛾眉。我劝青天公且正，党心民心两不违。”青天大老爷者，重庆市招办主任诸公也。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