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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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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正本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