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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小姑娘！”婆婆摇头：“你光着脚下来怎么可以，会冻死你——”
妈妈把脚缩起来，搁在椅角上，边倒咖啡边说：“好了吧！我脚不碰地总可以吧？”
婆婆说：“孩子，头冷脚暖——”
“头冷脚暖，”妈妈接着欧嬷的语音用唱地说，“使医生破产！德国古谚。还是头暖脚冷？”
老人家无可奈何地直摇头。欧爸伸进头来说：“老妈妈，来看看你孙子变把戏！”
欧嬷放下手中的抹布，兴冲冲走了出去。
妈妈啜着咖啡，把发黄的照片拿在手里细看：一个满头鬈发的婴儿巍巍颤颤地扶着马车而立，婴儿有圆鼓鼓的脸颊、胖嘟嘟的小手。那辆马车，是当年欧爸找邻居木匠做的，现在站在华安的房间里，每回华安骑上去，都要对妈妈郑重地摇摇手：“妈妈，再见！安安上班去了！来甜蜜一下。”
木马边的金发婴儿，现在正在楼上卧房里赖床。平常，他必须一大早就起身，八点钟左右赶到办公室里，考虑中东的政治局势、研究德国的经济走向、预测明年的投资市场。今天早上他却赖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知道楼下有早餐等着他随时去吃。从楼上大概可以闻到咖啡的浓香。毕竟，这是自己妈妈的家。
客厅里传来追逐嬉笑的声音。妈妈把照片藏进口袋里。婆婆那个本子里，有华安爸爸从出生到十四岁的成长镜头，婆婆不愿意将本子送给媳妇，媳妇也明白她的念头：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我，做母亲的我。
“不过，只偷一张没有关系吧？”妈妈自问，想到记录了两年多的“安安的书”，里面有华安初出母胎、浑身血迹的照片，有父母子三个人两年多来共度的足印与啼声。有一天，妈妈大概白发苍苍了，也要对一个年轻的女人说：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做母亲的我。
或者，妈妈会倒过来说：这个男人的过去属于做母亲的我；现在的他却完全的属于你，做妻子的你，去吧！
妈妈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她被自己的悲壮感动了，一滴眼泪落在碟子上，晶莹地立在蛋糕旁边。蛋糕有好几层，一层巧克力、一层杏仁，层层相叠上去，像个美丽的艺术品。
这个做蛋糕的、七十五岁的女人，她又流了多少眼泪呢？
妈妈总算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悲壮与自怜，她听见婆婆做鸭子的“呱呱”声和华安乐不可遏的狂笑。十六岁的玛丽亚，有一双大眼睛，穿着白色的布裙站在苹果树下，五月的苹果树开满了细碎芬芳的苹果花。玛丽亚在树下读信，风吹来，把白色的苹果花清清香香地吹到信纸上。
和写信的人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男孩在苹果树、乳牛、皮革的香味之间追逐成长，德国却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孩子的父亲穿上军服，背上枪，亲一下玛丽亚，就踏上了征途，那只是一条穿插着青草的石板路。
“这件衣服送给你。”婆婆说。是件透明的薄纱上衣，绣着红色的花边。妈妈仔细看着，觉得那薄纱上的图案异常的美丽。
“当然不是新的，”婆婆抚摸着陈旧的花边，淡淡地说：“是从苏联的战场上寄来给我的。我放了四十年了。”
妈妈把那件绣花薄纱衬衫小心地放进自己的抽屉，觉得情不自禁地哀伤。这件薄纱，曾经紧紧握在那个德国军官手里，在冰天雪地、凶残险恶的异国战场上。以粗犷的手温柔地包扎、热切地邮寄，寄给曾经在苹果树下读信的玛丽亚。
这个军官，死在冰天雪地、凶残险恶的异国战场上。他不曾再回到苹果树下。
妈妈也不曾穿过婆婆馈赠的薄纱衬衫。她不忍。
玛丽亚成了寡妇，但是并没有太多人为她流泪，因为，在颓墙断瓦中，到处都是寡妇。悲剧太多、浩劫太深，而人的眼泪有限。国都破了，家算什么？
“显而易见，是她追求我嘛！”欧爸意兴飞扬地说，“那个时候，她是个寡妇，还带着两个拖油瓶，不是她死死求我，我怎么会娶她？”
婆婆在一旁笑着，哄小孩似地说：“当然当然，全村的女人都想嫁给你呢！”
踩着石板路来到苹果树下的，是个来自东边的异乡人；他大概也是受了大眼睛的诱惑吧？就在树边住了下来。异乡人其实也回不了东边的故乡，那东边的故乡没几年就成了东德，围墙的那一边。
“你这么老了，妈妈，”已经长大的男孩对玛丽亚说，“生孩子恐怕会生个皱巴巴的丑东西哦！”
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即使是举目萧条的战后，婴儿的啼声仍旧令人欢欣振奋。受洗的教堂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祝福与祈祷。当然没有人提及，这个婴儿在三十年后将和一个中国的台湾女子结合。
“生了老三，老大却开始叫头晕、倦怠……”婆婆说，“我们正准备让他上大学——他是那么一个聪慧的孩子，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
玛丽亚在病床边守了两年，眼睛看着英姿焕发的儿子逐渐萎缩、一节一节萎缩，先放进轮椅，然后，有一天，放进棺材……
“为什么小儿麻痹疫苗不早一两年发现呢？”玛丽亚问，“我看着孩子在我怀里，一个其实已经是男人的孩子——看着他停止呼吸……”
妈妈吃完早点，洗了碗碟，发现祖孙三个在院子里踏青。她想，华安爸爸也太不像话了，睡到这个时候。不是要带华安去游泳吗？
游泳回来，妈妈把华安哄睡，下楼来找欧嬷。
欧嬷正在烫衣服。妈妈发觉，自己一家三口昨天换下的脏衣服已经全部洗过、烘干、叠得像豆腐干一样，放在一边。婆婆正在烫的，是妈妈的内裤。
“我的天，母娣，”妈妈着急了，“你你你，我的衣服不要烫好不好？我反正随便——”
婆婆眼睛都不抬，仔细把内裤的边扯平，仔细用烫斗熨过，一边说：“我横坚要烫衣服，你们的当然一并都烫了嘛！”
妈妈想说：“可是内衣是里面穿的，谁都看不见，何必烫呢？”但她话到嘴边又没开口，她知道婆婆会说：“咦，里外一致嘛！内衣烫了，穿起来舒服，无害呀！”
妈妈回到自己的客房，发觉本来乱堆在床上的两床被子，已经折成两块豆腐干，整整齐齐地摆着。她转身对爸爸说：
“明天出门就把这房间锁起来，免得母梯又进来整理内务，怎么样？”
“不行，”做儿子的横倒在豆腐干被褥上，凌空踢掉鞋子，说，“不要她做事，母娣会觉得人生乏味。你知不知道，她明天要去‘老人院’里做义工，去慰问‘老人’！我猜想，她恐怕还想唱歌给那些‘可怜的老人’听呢！”
写给怀孕的女人
t；xt；小；说天；堂
钟敏：
算算你怀孕应该接近七个多月了。台北蝉声四起的时候，宝宝就要来到。你是欢喜还是焦虑呢？
在华安出生前，安爸爸和我一起去上了六个星期的“拉梅兹生产”课程。台湾疗养院——现在改称台安医院了——免费教导待产的夫妻如何以意志及呼吸来适应生产的过程。有了六星期的准备，生产那巨大的、撕裂的痛，却是我不曾想象的。在床上努力地调节呼吸，当痛楚袭上来时，我只能愤愤地想：去他的拉梅兹，意志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巨痛！
所以建平应该陪你进产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台疗的美国医生告诉我、有百分这七十的中国台湾的男人不愿意陪妻子进产房。有的说“生孩子是查某人的事”；有的说“受不了那样血淋淋的镜头”；更多的，是相信“见女人的血不吉利”。
血淋淋的安安是用钳子夹出来的。和电视剧本不一样，我并没有立刻把他抱在胸上，眼里闪着什么幸福与慈爱的泪光。下半身经过麻醉，感觉像尸体，身心疲惫在崩溃的边缘，我对婴儿连望一眼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医生把刚刚割了脐带的小生命，轻轻放在安爸爸巨大的手掌中。
“他赤裸滑溜的身体跟我的手心接触的一刹那，我就开始爱他了。”华安爸爸说，很骄傲地，“别忘记，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抱他的人。”
能够这样见证宇宙的蕴吐，能够这样拥抱鲜活的生命，是多厚的恩泽啊！却有男人推拒这样的特权。
还记得我喂奶的那段时候吗？把你们研究生招到隔壁会客室来上课，你们来之前，我就先喂奶。总是坐在落地窗前，远看观音山与淡水河。婴儿贪心地捧着妈妈饱满的乳房，吸着吸着，感觉妈妈的温软和心跳。我哺华安足足哺了一年，到现在，看见别的母亲解衣哺乳，我还忍不住驻足贪看，看那肥肥的小手抚摸着丰满的乳房，看那婴儿满足恬适的小脸，看那母亲低头的温柔，啊，我神为之驰，真想再来一次。
有一天晚上，席慕蓉请我到中山北路的福乐去吃东西。为我叫了一大杯奶昔，我举起杯子就没有放下，咕噜咕噜灌下，杯空为止。叫来第二杯，仰头一饮而尽。再叫第三杯……席慕蓉呆呆地瞪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很快乐，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是一只在咀嚼的母牛，没有一寸头脑，没有一寸心思，全是身体、全是胃口、全是生理机能——上帝造女人，使她成为生殖孕育的媒体，我变成造化的一部分，心里充满了幸福。
你能不能自己哺乳呢？
然后，有所谓的“坐月子”。许多中国女人，在产后的那一个月里，要在门窗封闭的屋子里禁足，禁洗澡、忌洗头等等。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你的婆婆或母亲也会坚持，是不是？
我当然不敢说“坐月子”绝对没有道理。有些台湾医师也开始用西医理论来支持“坐月子”的种种，就好像有人用现代物理及建筑来支持中国的风水五行理论一样。但这些理论并不曾说服我；华安出生后两个星期，我就把他系在胸前去走观音山了。有时候，安爸爸把他绑在背上，半个月大的婴儿趴在宽厚的背上显得特别小。一路上荷锄的老农睁大了眼相问：
“啊，外国人背小孩？那个囝仔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胆一点的就追上来，摸模婴儿的手，然后对伙伴宣布：“哇，是真的哩！”
产后没有几天，我就开始教课了，记得吗？淡江大学的女职员，由于有劳基法，是有产假的，女教授，却不给产假。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学校不成文的做法是，女教授生产的那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