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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认为人类永远被自己的最佳发明物所奴役，已经没有希望：我心灰意冷，就放弃了那个故事，另写了一个基调欢快的中篇，取名为《平衡装置》。《平衡装置》也是关于发明物的故事，但这个发明物却与智能机器人不同，它使每一个人享受完全的自由。
《平衡装置》的乐观基调使我重新面对智能机器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我用一个与它不同的新背景，不同的新观点，写了《束手无策》，描述机器人入侵之后人类进行的顽强抵抗和遭受的悲剧性失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典型小镇里典型家庭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个悲观的主题，我认为，是有效地得到了体现的：带着最美丽的愿望制造的可能最佳的机器，成了极端恐惧之源。
这种辛酸的悲观主义观点，确切地说，不是我自己的。我很少为了表现一种主题而创作故事，因为强调主题，往往会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写的情节变形。真正的主题，我觉得，似乎来自故事本身，并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贝尔认为：可以新创一种超机械力，使之发展成为可以控制机器人的一种能力。对此我可不敢苟同。根据定义，作为尽善尽美的机器人，它们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存在下去。当故事情节在我的头中越来越鲜活的时候，人类那种心理物理能力最终却还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智能机器人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灭机器人的新努力却以新的失败告终，因为机器人这时能俘获、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人类成了被自己制造的最佳机器人所操纵的木偶。
对这部小说的误解，部分地来自故事的结局。为了避免与《束手无策》的结局雷同，我进行了一种文学创作中的尝试。小说的结局，据我的观点，绝不是仅仅用“无望”两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经过洗脑、因机器人而感到高兴的那些人之口表达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结局结果导致了模糊性，出现了多种解释。没有两个评论家对小说结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自那以后，许多读者认为小说阴郁的基调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读者认为受过洗脑的人的态度就是我自己的态度。
比如，哈罗德·Ｌ·伯杰最近发表了题为《科幻小说和新黑暗时代》的研究文章，在这篇研究反乌托邦文学的文章中，他把《束手无策》和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归入“最黑暗的反面乌托邦的观点”一类，这与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然而，当他开始讨论这部长篇的时候，他对我“突然转变的亲机器人态度”提出质疑：这是仅仅表现了“一个故事讲述者的精湛技巧”？还是表达了一种新的信念：“人类必须屈从于保护性技术的专制，或成为破坏性技术的牺牲品”？
其实，我对这些多种多样、甚至矛盾的反应并不是全然不高兴。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对最佳地运用技术这样一个人类的主要问题给予真正令人满意的结论性回答。只要他能提出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性，探索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已经足够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具有另一种含义，与伯杰所说的比较相近。至少我认为，智能机器人不仅仅像征一种终极技术，也隐喻了社会和个人之间一种古老的冲突。
小说脱稿几年之后，这第二种含义还撞击着我的心灵，因为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它的情感内涵来自我自孩提时代的经历。孩提时，我就生活于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冲突之中，他们与机器人一样仁慈，相对于我来说也很有力量，他们所有人都总是与我过不去，但却一再口口声声说这样做是为了我本人好。
我出生的头三年是在墨西哥北部马德雷山的一个孤零零的大农场里度过的，我母亲以前常常说，要到汽车开得到的地方，需要骑整整一天的马。那个大山的荒凉对她来说是有点难以忍受的，部分原因是她对婴孩的我太关心了。怕野蛮的印地安族的阿帕切人，怕草丛中的毒蛇、怕深山里的狮子，甚至怕我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爬，她大部分时间把我锁在有欣栅栏的婴儿床里，而我却至少需要在泥地上爬上一爬的自由。但是，我不得不爱他，因为她爱着我。然而，作为看护我的“狱吏”，残酷地违背我的意愿，她被怨恨也是难免的。
那一定是我本人首次卷入人类普遍存在的两难困境中。我们人类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能单独生活。要与同胞、家人和朋友和睦相处，要处理好与学校、法律的关系，要与社会文化及其信奉的上帝摘好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我们必须学会妥协退让。我们之中的少数人在与社会的交易中讨价还价很在行，从中获得了最大的便宜，赢得了朋友和爱人，挣得了名誉和地位，成了主宰社会的实权人物。大部分人却没有这样成功，做出很大很痛苦让步，获得的报酬却极不稳定，而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些人又这样可恶可恨。另外的少数人属于背叛者，十分顽固，不肯作出丝毫的让步，一生都采取蔑视的反抗态度。
这种社会妥协就是做人的代价。在我们人类存在之前的那种简单形式的动物“家庭”里——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从森林里移居到草地上的时候，斗争的压力一定是最小的，虽然我猜想那时的斗争也已经是够真实、够痛苦的了。当这些动物一步步地有了伟大的进化：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的双脚制造工具的两手，狩猎群体的形成和说话声音的出现，做人的代价就更高了。社会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原始动物就进化成了人类。
我们总是自觉自愿地支付这些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因为代价越高，所得的报酬也随之提高。随着工具的改进和衣服功能的变化，随着语言的形成和书写文字的发明，我们逐步控制了环境世界。社会总是对我们服务很周到，降雨般地给我们带业安全舒适设施——条件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的个性足额上缴给它。
这种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艰难交易就是文学的基本素材，也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所在。大部分文学作品就是要将我们社会化，对我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个性加以压制，对我们进行民族生活方式的教育，使我们成为好公民。然而，一些人确实保卫着自己天生的本性。一些独立性很强的作家——如伊本森——所写的悲剧，就是描写个人因为个性上缴给社会太多而被毁掉的故事。
以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古典主义者是社会人、接受现状，尊重传统，他们的价值观是可推断的、公开的、正式。古典主义者是艾恩史密期式的人物，能从社会交易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浪漫主义者是福里斯特式的人物，是个人主义者，不肯妥协。他们的价值观是不可推断的、隐蔽的，直觉的。他们不满现状，反对传统。有时——他们如果十分幸运的话，能给社会带来创造性的变化。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只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我现在所理解的小说主题是：机器人是社会的象征，是家庭、部落和民族的象征，是教师、警察和牧师的象征，是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公众舆论的象征，是抑制我们的冲动和情感、改造我们性格特征的整个大机器的象征，而这些，正如我们时时被告知的那样，都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的。
在消灭或逃避机器人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福里斯特象征着被社会大机器困住、同时又为保护自己的个性而苦苦奋斗的天生本性。在小说结尾和他少数可悲的同志，虽然获得了自由，却被改造迈出 有用但并不重要的人。
对这种解释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对弗雷克·艾恩史密斯的描写。在整部小说中，他这个人物使福里斯特迷惑不解和震惊不已，因为他和机器人的关系太融洽了。机器人给予他绝对的自由，他想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可以自己动手开门，可以抽烟，可以喝酒，甚至可以骑自行车——对福里斯特宣布是太危险的事情，他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去做。
在小说末尾，是艾恩史密斯使机器人能够把自己的能量扩展到超物理的领域。机器人，就像社会，其本身是不具有创造力的。是艾恩史密斯等人为机器人提供发明物，而福里斯特认为艾恩史密斯这样的人是人类最大的汉奸。
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在艾恩史密斯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中发现了很大的乐趣，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人物。我现在认为，他代表社会人——一个从社会舀协中获益最多的个人。在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中，他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作为一个社会主宰人物，他享受着那些浪漫主义反叛者想得到而永远没有得到的所有好处。
这部小说脱稿很久之后，我在研究Ｈ·Ｇ·威尔斯和他早期的科幻小说的过程中，这种理解才在我头脑里渐渐明朗化的。我把威尔斯的生平和他不那么幸运的朋友乔治·吉辛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两位谁也不是纯粹的古典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威尔斯从来没有全部社会化，一直在批评社会。尤其在他的爱情生活中，他全然挣脱了传统的规范。然而，尽管他有这样的浪漫主义特征，但在与社会的交易中他却相当成功，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也拥有才貌双全的女人的爱情——获得所有这一切，却把所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另一方面，吉辛是一个颇具天赋的浪漫主义反叛者，不肯妥协。他年轻夭亡，一生贫困潦倒，受尽痛苦的折磨，是他自己反叛性格的牺牲品。他的悲剧，我认为，与福里斯特相似。一生富贵的威尔斯似乎与社会达成了艾恩史密斯式的交易。
这种类似性是真实、确实存在的，尽管存在着与人类真实生活不尽相同的矛盾冲突。如果说威尔斯本人掺杂着半个浪漫主义反叛性格的话，那么，吉辛对传统与有那种古典主义式的尊重。威尔斯相信，他悲剧性的真实错误就是接受过的古典教育，这种古典教育使他对科学无知，对社会进步蔑视。然而，其结果，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社会角色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这部小说的内涵。
以这种观点来审视《智能机器人》，这部小说隐隐约约地成了自传性质的作品。虽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机器人，我在创作过程中，却经夯了社会角色的转变，从福里斯特的角色转变为艾恩史密斯的角色。我在那个偏僻大农场中的早年生活，使我成了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在大萧条时代成年之后，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我的位置，我就转向自己的想像世界，去追寻生活。当时科幻小说刚刚作为一种体裁出现，我就以科幻小说的自由投稿人的角色生存，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要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去。
不过，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浪漫主义反叛者。我从来不像与世隔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