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胡适日记中说：“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还有一个故事，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老张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政界、学界的人向来瞧不起唱戏的，即使红如梅兰芳，哪怕平时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不过十六、七岁，而在京剧舞台上叫座的能力已震动京华，连有名的谭鑫培都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杨小楼等人。《齐如山回忆录》中说，他最初几次看梅的戏，并没有看出好来，一次戏界为自己办的小学校筹款而演出，所有名角都到场，梅兰芳因为另有三场堂会要唱，他在这边的戏排在后面，等到第四出戏演完了，他还没赶到，杨小楼先上场了，结果观众大哗，怎么劝说都无效，说他们买票就是冲着梅兰芳来的，既然梅不来，就退票。好不容易，梅来了，风波才告平息。其实，那时梅在艺术上并未成熟，戏演得平平，但为什么人气就那么旺？这让齐如山陷入了深思，当然他已察觉梅有很高的天赋，扮相、嗓音都很好。之后，他就特别留意梅的演出，开始给梅写信，提意见，而令他欣慰的是，每一次他提的建议，下一次演出时梅果然改进了，而且确实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让他兴趣大增。
从民国元年起，齐如山的信一直写了好几年，有百十来封，可他们没有直接见过面。迟至1914年春天，才打消种种顾虑走进梅家，那时社会上对演戏的很歧视，即使红如梅兰芳也不例外，人家可以捧他，却不会打心眼里平等待他。特别是政界、学界的人向来都是瞧不起唱戏的，平时哪怕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就颇费斟酌了，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与梅兰芳交情很好的樊樊山送书画时，既不肯称兄弟，也不愿论辈行、称先生，当然不好意思称“小友”，所以就称“艺士”。
在齐如山眼里，红遍都城的梅兰芳，家很静穆，人也很谦恭和蔼，光明磊落，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其家庭妇人女子也都悠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这样的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后，他就常常进出梅家，真正把梅看作了可信赖的朋友，协助梅进行京剧改革，不光编写了大量的新剧本，而且写了许多研究京剧的专门著作，对有历史的京剧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的名字也就和梅兰芳、和京剧联系在了一起。
梅兰芳到日本演出，驻日代办公使举行酒会，日本内阁全体出席，为中国争了面子。酒会的花费报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
当梅兰芳因“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鲁迅语）而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时，号称“国剧”的京剧还没有出过国门呢，鼎力支持京剧明星梅兰芳的齐如山开始琢磨这事。第一次把“国剧”发扬到国外，去的是日本，时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到了东京，中国驻日本的代办公使搞了个盛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到齐，日本整个内阁倾巢出动，包括总理都到场，酒后演出一个小戏，皆大欢喜，代办和使馆人员尤其开心，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来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来宾中最高级别的一般也就外交次长，总长都很难到的。而这次连内阁总理都欣然前来，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都是冲着梅兰芳而来的。齐如山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中国争了面子。
然而，这个酒会花费的几千元钱报到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齐如山感叹说，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官僚们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新上任的司长更是反对。直到后来外长换人，这笔账才得以报销。齐如山又开始筹划着如何让梅兰芳到欧美国家去访问演出，他找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在杭州出生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司徒的意见是“梅兰芳的歌舞面貌，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而齐如山想的则是如何发扬京剧的内涵，这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他费三个月工夫写了一本书《中国剧之组织》，又找最好的画师，画了几百幅有关的图片，从剧场、胡须、扮相、脸谱到舞谱、兵械、乐器等，一应俱全，司徒雷登看了，才明白京剧里面还有那么多道理，主动约了十几个教授，帮他将中文名词都译成英文。为了准备出国，梅兰芳个人耗费了四、五万元，齐如山也贴了五千，最后路费还没有着落，又是司徒帮着约了一些银行家来看京剧图片展，筹措到一笔经费。
梅兰芳终于远渡重洋，到美国演出，波莫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都要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意外所获，自然令他高兴。齐如山说，梅在演戏之外别无所长，在处世上只有忠厚和蔼，诚是知人之论。这以后那些为如何称呼梅兰芳而犯难的人，不用发愁了，加上“博士”即可。
正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通知，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
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忆及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留学生活，一个人的官费支撑了两个人多年的生活，虽多次遭遇经济困境，可是每次山穷水尽时，又总是柳暗花明。1923年春天，他们正在柏林，生活难以维持、日处愁城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的通知说，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钱到之后，他们还清了所有欠款，重返巴黎，继续学业。
1925年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起先官费还是断断续续地汇来，后来又突然断了。这一来徐悲鸿他们又陷入了困境，有一次到了马上就要断炊的地步，蒋碧薇去一个朋友家借款，结果没有勇气开口。第二天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吃饭的钱，准备去朋友家，就在这时，收到一封信，原来大使馆来了通知，教育部寄来了一个月的公费，请他去使馆领取。那年夏天，他们租的房子遭冰雹袭击，屋顶的玻璃多被损坏，而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修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中国驻巴黎的总领事赵颂南来访，赵是江苏无锡人，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一家大小的生活习惯都已欧化，而且大力提倡幼童留学，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不光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还在家乡选拔亲友的子弟出来，其中有不少学有所成的。他同时爱好艺术，收购了许多西方原画珍品。看到了徐悲鸿当时的困难，他立即给了500法郎，才解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