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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
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
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
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