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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结原因的时候把责任归咎于老婆。当年追她的时候我是个瘦子，她说，她喜欢胖子。当时她还说了许多潜台词是“你不是我要的男人趁早滚蛋吧”的话，我愚蠢的按照字面意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后来居然给我追到她，我有时解释为伟大的爱情足以跨越种族扫平这些小障碍还不是小菜一碟，有时解释为女人其实很笨的。而今老婆嫌弃地让我减肥，我说你不是喜欢胖子吗，她手一摊说改主意了。所以说女人的话真真是不能相信的。不管是字面意思还是潜台词都绝对的不靠谱。
此后我困惑的时候会扶着肚子，思考的时候会扶着肚子，睡觉的时候也会扶着肚子。我幻想能像气功师那样把脏东西拿掉拿掉，结果手证了它的日渐丰盈。有时我幻想外科手术式的解决方案，表现为小说中人物的死状越来越惨，往往被开膛破腹，刀切入黄白色的油脂，血得过一会儿才渗出来，之类。
按照我写悬疑小说的方式，后半段要开始转折，结尾更要一个大转折好甩读者几个响亮大巴掌。依这样的逻辑这篇小短文的最后我该漂亮地一转成我与肥肉共存，和谐生长互惠互助之类，否则怎么做endding呢。但我强烈的情感要求我忠于本心绝不能这么干。我正在尝试各种方式，比如买来的蛋糕要求老婆全部吃掉，写作无聊了想吃糖时全部扔给狗吃，买来的巧克力只吃三分之二剩下的送给钟点工，反复下定决心运动，做到两个月打一场羽毛球，之前狠狠吃上五粒燃脂的左旋肉碱。
目前见效甚微。
昨天一个朋友根据我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切实的建议。第一，考虑不要老用手摸肚子，不要低头，人要向前看；第二，把家里的秤扔掉。
我考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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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7 没有乡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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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三
这个夏天离别多。那天我在城南一个小烤肉馆里送别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朋友。烤肉的盘子很烫，我在盘子旁边缓缓地抽着烟，汽水冰凉，但喝不下去，我一边抽烟一边打嗝，还出着汗，那个下午厚热的空气把离别拉长了。我后来渐渐没有话说。我看着他，臆测着他即将陷入的泥沼一样的生活，仿佛看见我们心甘情愿地臣服在岁月脚下，我很伤心。
我的朋友开始打电话，我听见他的家乡话，那是一种陌生的南方语言，缓慢又粘稠，每个音都从喉咙深处呕出来，如坏掉的粥，又如蚕丝，千丝万缕将他缠绕，捆绑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看着他，伤心渐渐褪去，剩下一种疲乏的安宁，我感到汗水从毛孔里淌出来浸透衣服，然后，就没什么可惜的了。
我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像退潮一样从北京这所城市中撤离，回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乡音中去。他们也带走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冒险，如一场倏然惊醒的青春梦。我忍不住劝他们睡吧睡吧天色还早，但他们和我都知道，结束的时候到了，我们无能为力。
还有我最喜欢的酒吧将在夏天的末尾结业。虽然我很久不去，但我总还是需要知道它在那里。
还有爱情。
每次电话铃响都像是坏消息来到。这一切变故和别离——这个夏天是上帝对我的恫吓：你还敢不勇敢吗？
离别后我思念一个人，很少告诉他。现在我默默地想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 我再也不会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正在哪里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呢？
一直以来，在内心深处我羡慕有乡音的人。 我的朋友们在北京说着蹩脚的夹杂口音的普通话，口音暴露着他们最脆弱、最提不得的隐痛，可是，当一小撮同乡在人群中用家乡话交谈起来，别的人立刻被排除在外了，我最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点我非常嫉恨，少掌握一门方言仿佛天生有残疾似的，要错过许多秘密，会被不动声色地欺负。乡音还代表着切实的漂泊感。我的朋友们往往在过年的时候离开北京，他们告诉我，一到家乡口音也会变回去，完全不需要转换过程，好像有开关一样。再次离开家乡之前，他们可以在乡音中惬意地做一个归来的游子。于是过年成为我最厌恶的时候，我在乏味的北京街头孤零零地走着，听着一成不变的普通话。
当我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我多么想成为一个有乡音的人啊。我想割开我与这城市的血肉关系，我想在它之外有个更遥远更丰富的过往，这个城市让我失望时，一种不属于它的语言可以给人错觉，就好像会有援军来到。
在这个夏天，我的朋友们回到了他们的乡音中，长久地留在那里。对于归来的游子而言，乡音是失败的象征，异乡话却成为一听就要落泪的英雄往事。如果一个人回到了家乡，他就再没有家乡可回去了——看到手机上久久没有拨出过的电话号码我这样想。我想念他们，这个夏天我很孤独。有心事的时候，不再有熟悉的酒吧给我坐，不再有口音混杂的普通话陪我胡说八道。只是现在，我们扯平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个漂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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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8 我的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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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崇凯
1932年晚秋，上海的《东方杂志》发出一则征文启事，大意是邀集读者来“做梦”，请大家投稿谈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搜罗的这些梦将刊登于1933年的新年特辑。文末附上希望读者回答的问题有二：
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2。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回答的梦有哪些，先卖个关子不说。
至于海峡另一边的台湾，1933年是日本殖民台湾第38年，当年有两支高中球队到日本甲子园出赛，都在第一战就落败淘汰；若把范围扩及欧洲，德国希特勒在当年上台，纳粹党成为执政党，反犹情绪逐渐高涨；而其实整个世界当时都灰头土脸地笼罩在经济大萧条里……历史总是这样，充满着成功或失败，正与反在过程里反覆角力游戏，任谁要从中找出点什么故事碎屑，拼凑一些图像，都很方便。这些过往旧事彷彿一间巨大的公寓，房间与房间之间隔着一道墙，事件、人物在同一时间下，共时性地发生许多事，再衍生许多后续，不在这里和那里就在隔壁的房间。其中有很多人在笑，理所当然有很多人会哭，而彼此的理由都不会一样，这在哪一年都是如此。
于是我试着想，距离西元2011年足足有78年的1933年，从来不是一种理想吉祥数字的存在，民国那些事儿与西元这些代志总是犬牙互咬地隔着1911年。但人们总会为了整数的到来而心神激越，这些不过说明了人们对于“0”的执着和喜爱。当黎明抵达清晨，人们过日子的感觉其实每天都差不多，每一年也都没什么意义，许多事、许多人从那个长长的隧道走进走出，过起来就像个“0”。从远方圆圆的洞里望出去，就只能看到圆圆的线条和切割过的世界。
于是这不过再次认证了从那个洞看出来，看不见人们的记忆。记忆往往是靠苦难建立起来的，所以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要在《我的世纪》里的《1933》写下“任命的消息”传来，画廊主人在局势丕变的德国将面临可能炸开的狂热，那些踏步、游行、驱逐和元首万岁。这只是个开端而已，就在1933年的第一个月底，跟我生日同一天。
我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我出生这天的48年前，竟然是万恶希特勒上台高举双手、群众高喊万岁的一日。以前得知这个“历史上的今天”，久久不能自已，甚至害怕那被灭绝的六百万犹太人是否我也该负上比如百万分之一的历史责任？我极不死心，努力寻找自己生日这天到底有什么名人出生——结果非常遗憾，我生日的前一天是伟大的旧俄小说家契诃夫，后一天则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我就尴尬地被夹在中间这一天，与印度圣雄甘地被刺杀同一天。当然我又不死心查了甘地遇刺的年份，1948年，扣除我的出生年依然不是什么有“0”的那种漂亮整数。这些巧合让我总是羡慕着那些与什么名人同天生日的朋友们。例如我认识一个跟《麦田捕手》作者沙林杰同生日的朋友，而沙林杰刚好大上他60岁。这是我极爱的小说，扣除出生年又有完美的“0”穿越其中，好像冥冥中贯串起一条命运的丝线——唯一可惜的是，我这朋友从来没读过《麦田捕手》。
翻译日文版《麦田捕手》的村上春树则编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收集了十数篇与生日相关的英美当代短篇小说。他在那书的前言提到某天清晨他一如往常地起床，给自己准备简单的早餐，一边开着广播，无意间却听见节目主持人说今天是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生日，我们在这里也一起祝福他生日快乐。正在准备早餐的村上听到自己的名字从收音机传出当下被吓了一跳，还不小心打翻热水壶，接着开始思考起究竟自己的生日对于听众来说有什么意义可言。他很快地推翻了自己的生日对他人有任何意义的可能性。他上网查询，意外发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生日跟自己同一天。长期阅读杰克·伦敦作品的村上对他倍感亲切起来，便在美国讲学的空档，特地旅游到杰克·伦敦生前购置的牧场，买下一批杰克·伦敦纪念红酒，留着往后每年生日那天开一瓶喝掉。我忍不住想像村上春树在自己生日那天，取出一瓶跟自己同生日的作家的纪念红酒喝掉，他会透过酒瓶的瓶口看见怎样的世界呢？这当然得去问村上本人才知道。但也许他根本不会把空酒瓶拿起来，透过瓶口穿过瓶底，作为他看世界的滤光镜。
我告诉自己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就像村上春树与杰克·伦敦同天生日的巧合。不管是希特勒上台或甘地身亡，我应该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在那些历史的瞬间发生之时，没人知道往后会怎样，能知道往后会怎样的人都住在更久的以后。所以知道这些故事后续的我，不该倒果为因，把这些揽在身上，就像在我出生后恰巧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们、同一天发生的世界大事，完全不需要对我负责。因此我是真的可以彻底放下了——因为传奇乐团披头四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是在苹果唱片大楼屋顶，就在1969年我生日当天。
再回到我的1933年。人们的记忆虽然常以苦难为标志，却还可以选择性地记得另外一些事。就像1933年那些远赴日本参加甲子园的台湾高中生们，虽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