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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暑假快要结束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等她两个父亲上班后跑去她家。
那是一个燠热的午后，阿寒穿着薄薄的黄色连衣裙，我们一起用勺子吃过半个冰镇西瓜后，她说：“小影，我们玩个游戏吧。”我用手擦擦嘴说：“好。”
她要我先把上衣脱掉，看着她凝视我的目光，我脱下衣服露出薄薄的胸膛。她接着让我把裤子脱掉，我照着做了。最后她指指我的内裤，我也毫无抵抗力般顺从地拉下来。她慢慢靠过来，摸摸我的肩膀，让我的手抱紧她，我突然从怀中阿寒的身子上感受到了女性的特征，这让我手心出汗，全身胀得又兴奋又难受。也就在这时，她家的门突然咔嚓一声被打开了。
我们被她回家拿文件的父亲撞见后，我的母亲们被叫到了学校的办公室，在同性相处的世界里，学校对这类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大家试图说服我们，你们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在经历一个阶段被误入了歧途。面对我的两个母亲，我只好低头说：“是的。”而她面对两个父亲的指责，只是冷冰冰地站在那里，理直气壮，一言不发，耳边的几缕头发，被窗子外低低的风吹到脸上。
然后我听到了噼啪两声耳光，是她其中一位正怀着孕的父亲甩的，办公室沉寂下来，我打赌隔壁整栋楼都在聆听这边的动静，这样尖锐的声音就像一种威胁，暗示着我们将不得不离开那个美丽多彩的世界。
她没有哭泣，一张脸像是划破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两片发青的嘴唇紧紧地抿着。
5。
不幸。这个世界上尽是不幸的人，不幸的理由各式各样。可我们的不幸源于自身的罪恶，无法向任何人述说，得不到理解和同情。
这天夜晚放学后，我悄悄地跟在她后面，中间肯定还隔着好几个人，我不敢靠近。走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座桥上，她突然停下来，转头看着我，等着我走近。她说：“小影，我们跳河吧。”她说话的语气就像那天午后我们玩的那个游戏，温柔却带着专横。说完之后，她就在黑暗中沉默了，夜空里星光闪烁。
她死了，我却被救了回来。
地方报纸进行了报道，我们简单地被当做叛逆的青少年，占版面很小的一块。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孤独的，无论是在热闹的簇拥中步入天堂，还是独自葬身荒郊野岭，死亡都只属于死去的那个人。
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后，我又重新去上学，同学们和我相处时，刻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丧失了再跳一次河的勇气。
在路口的理发店，我理了发。理过凉飕飕的颈脖，像风吹过一望无际的荒草地。睡不着的夜晚，我总想象她就在我面前，和过去一样，带有早熟的气息和蓬勃的生机，然后自己在印花棉被下抽动着手臂，虽然疲赖、无味，却可以获得短暂的麻木和慰藉。
活着是免费的，痛苦也是。
6。
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了高中，随便地进入一所大学，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和大多数进入大学的男孩一样，我交往了一个男朋友，是军训认识的同学，皮肤晒得黝黑却长得很像女人。眼睛很大，还有酒窝。我觉得这样很好，不过他好像很不喜欢自己长得像女人，所以故意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但是我都能看出来。和他相处，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想试试和男生交往，从没想过要向对方表达任何自己的感情。不料正是这种不冷不热，让他千方百计想讨好我，送给我一些玩具模型、游戏光盘或是限量球鞋，可是这样的他，不久就让我感到乏味了。
相对于对他的冷淡，我更热衷于等室友们睡觉后，在网上寻找曾经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翻过的故事，听过的歌，看过的电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短暂时光像奇花异卉，开过就没了，我只能在这些里，寻找那个失落的伊甸园。可第二天当阳光重新升起，我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无法实现，或是无以为继。
7。
和男友草草分手后，他用男孩那种执拗的忠诚，整日整夜地跟着我，就像我跟在女孩的后面那样，不论是教室、食堂还是寝室。他对我说：“要我做什么都行，无论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老实说，我也明白这是珍贵的感情，可是这些东西，我上一秒还觉得非常了不起，魅力非凡，现在换成了他人，就变得一钱不值和令人不屑一顾了。
接下来，就有了传遍全校的异性恋事件。那个男孩在跟随我的这些日子里发现了蛛丝马迹，趁我不在悄悄打开过我的电脑，并且找到我过去的同学，挖出了那年的跳河事件，连阿寒生前的照片也被翻出好多张。
随着一阵阵飞溅的欢声细浪，我的室友们开始一个个找借口要换寝室，辅导老师找过我，最后学校领导也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大概意思是，虽然我们学校也不算太好，但是为了明年的招生率和评级，希望我自动退学。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晴朗的窗外，漂亮得没有一丝云朵，我想，这时的我肯定像极了那天的阿寒。
离开学校的那天，男孩重新找到我，说：“他只想报复下我，没想过会这样。”我说：“没事。”他开始求我，威逼我，甚至自顾自地哭了出来。可我只是摇头，告诉他，我不喜欢狗，因为狗没有尊严，你去踢它，它还是愿意去喜欢你，真让人沮丧。
8。
火车站大厅里挤满着人流，就像滔滔大海一般起伏不定，我拖着行李，看上去像是个海上遇难的人，望着屏幕上一排排红色的目的地，我没有找到回去的火车。这时，我注意到了被行李箱压着的一家医院的广告传单。
打了麻醉剂后，四周突然安静得出奇，明晃晃的手术刀割破我的身体，我就像一个冰箱，任凭医生拿走掉一些东西，像扔掉过期食品一样，全都腾清，又装进一些新的东西。我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昼夜不分，有时觉得白天和黑夜混沌一片，一切都是耀眼光辉和火焰的连续载体。
踩着高跟鞋从医院走出来的上午，我意识到我已将过去的时光挖空，将它们驮上胸口，犹如骆驼的双峰。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我要去见阿寒，火车上的嘈杂的人群时时刻刻提醒我，我终于挺进人们共同抵达的热闹，突出的铁路就是那条来自肚脐的纽带。
我走在那座桥上已是傍晚，夏季的鲜花已经枯萎，身边路过几个漂亮的女孩，我还没来得及向她们微笑，她们就甩开大步走开了。我像孤身一人被抛弃于秋日黄昏的旷野，往桥下看那片河水，水面上出现一张陌生又熟悉的面孔，像极了阿寒，嘴上挂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温暖笑容。
车辆驶过，照亮空无一人的桥面。水面泛起波纹，夜凉如水。
朱肖影，青年作者。@朱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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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97 坚硬的骨头
t xt ～小 说天；堂
作者淡豹
1、
整个机油厂家属院的人都知道，男孩是这个院最聪明的男孩。这也就意味着他是机油厂家属院最聪明的孩子，因为女孩子就算成绩好呢，也不是因为聪明，多半是因为刻苦，就算小学时成绩好呢，等上了初中，一懂事加上理科变难，成绩就要滑下来了，像种诅咒。在1994年，整个院子的人都这样认为。
而男孩不同。
第一年学奥数时，他和另外一百五十个男女孩子一同，垂头坐在区奥校四年级班的大教室，从秋天到春天，每个周末，教室积压着灰尘、脚臭、烦躁气氛。他们懒怠静止，坐在一排排旧长条木桌后，如同整齐摆放的一块块面目模糊的冰。沈健一老师在黑板左侧抄满难题，没人能做得出来，他也几乎不讲解，耐过五分钟的沉默，便在黑板右侧抄上解题步骤，拍拍手上的粉笔灰，下课。
有家长去向奥校申请退学费，说：“听说这沈老师二十多岁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干校劳动。现在是把气撒到我们孩子头上来了，根本不讲题。那还怎么考三中？”
他们大概没几个能进三中。三中是好学校，独立招生，出特别难的题，进初中的考试就考奥数和英语，每年还特招一个著名的“超常少年班”，小班十人，专收智力惊人的孩子，入学时年龄必须在十一岁以下，四年就念完中学。而这个区布满多半萧条的国营工厂，孩子们的父母在担忧下岗，他们中的一些不久后就将在夜市摆出袜子摊，有一些人将成为小偷，会去搓澡，开出租车，在劳动公园的石桌旁终日打麻将，借钱交养老保险，或者成为静坐的工人领袖。有一些人将有幸令生活持续，在工厂改名为集团、迁去郊外开发区后，他们就离开工人村，住去市郊的商品房，那里的视野像玻璃幕墙一样透明。这些，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沈健一最听不得按圆珠笔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到这种声音响起，他就有种难以名状的狂躁，就在黑板前转过身来，啪嗒，掐断粉笔，朝他定位的方向扔出粉笔头。据说是当年下放时抛草喂鱼练出来的本事，他的粉笔头总能命中一颗脑袋。但他辨音定位疑犯则经常不准，动不动就冤枉了人。有时，他还会把头发上已经粘了粉笔白灰的罪人叫到讲台上，叫他们去做题。这种示众曾使一个女孩子哭出来，当时她站在讲台前，面对自己不可能做出的题目，青白着脸，僵硬地站成一具尸首，像冰箱里冻硬的鲤鱼。
男孩走上台时，手心还握着那个粉笔头。他把它放回讲台，从黑板槽里捡了根长粉笔，开始演算。后来沈健一问过他，究竟是从哪里学到的解法，男孩答不出。那是沈健一在课后把他留下，又出了几道题给他，还让他一一解释每个步骤用意之后的事了。
“有出息。”
“他们家儿子是神童，说是在奥校测了智商，一百好几，一百三还是多少，可能有一百五。”
“我家丫头要是能那么聪明就好了。人家爸妈怎么养的！”
搞不懂，男孩在机油厂澡堂烧锅炉的爸爸马大个儿，还有他工伤后卧病在床的妈妈，怎么就养出了这个天才少年。他破格进入五年级奥数班，成为要参加竞赛的种子选手。沈老师说：“他是数学天才，三中若不要他，就是瞎了眼。” 男孩大概是整个机油厂家属院里，第一个被称为“他们家儿子”而不是“他们家小子”的孩子。六幢面目相同的三层楼房像六个盒子围成的院子，是五十年代建的仿苏联式样工人住宅，红砖红瓦已褪成旧血迹般发黑的颜色，单元门顶水泥浮雕的苏式花环图案掉了角，依稀可辨。这个院子躺在老工业城市曾视为荣耀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