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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撒鱼食喂鱼的体验吗？小小的一个池子间，一把鱼食抛下去，满池子的鱼都聚集在同一个点，鱼群密集得简直让人恐惧。同样的场景，疯狂聚集的是鱼儿时你会觉得有趣，疯狂聚集的是孩子时你却会觉得心酸——这些不问意义不计目的不知疲倦一路奔跑的孩子啊，就为了这寥寥的几颗糖果，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得着同样的甜头，他们当下的快乐也许是真实的，可是会否有那么一天，他们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在追跑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赤裸上身的小男孩特别引人注目。他的肤色比其他所有孩子都要黑些，速度也比其他所有孩子都要快。不一会，他就凭借过人的速度抢到了更多的糖果。热气球一直在飞，越来越多的孩子气喘吁吁放慢了速度，也有新的孩子从另外村庄的其他角落不断加入，只有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追着我们跑，高速地匀速跑，看到糖果被抛下时突然发力猛然提速，以极高的精准度命中他的“猎物”，宛如一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小豹子。男朋友在一旁感慨说：“他一定是个好的足球运动员苗子。”我点头称是，却不免想：这个本应该坐在课堂里读书的男孩，这个本应该当成重点培养对象训练球技的男孩，这个拥有出众体能速度惊人的男孩，难道他的童年时光，就该在这追逐糖果的奔跑中度过吗？
热气球上的众生相同样值得玩味。我身边的白人女孩，一路匀速抛撒糖果，所以得到的总是跑在队伍最前面的那几个孩子，她说这样是奖励先进最直观的表达；另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的男士，尤其喜欢在三五成群的孩子间丢下数量少于孩子总数的糖果，然后得意地说“多像‘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我就是要告诉他们强者才有可能胜出”；我则喜欢看到有新的孩子加入时再抛糖果，目的是努力做到见者有份利益均沾……可是渐渐地，渐渐地，连我自己也困惑起来：到底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还是哪一种都不正确，热气球上的我们，向田野上的他们投掷糖果的这种行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就是一个错误？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表达的是善意，可当看到他们如同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为了一颗糖果而追逐抢夺的时候，我们的善意结出的真的是善果吗？
柬埔寨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度，即使是暹粒这样的旅游城市，当地居民人均收入也只有每月200美元左右。在暹粒大大小小的景区，都能看到正值学龄的儿童用外语乞讨：“给我1美元。”如果被拒绝，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地说：“给我糖果。”我甚至还遇到过有个小女孩指着我头上的发饰说：“给我这个。”在去柬埔寨之前，我曾查阅过当地的旅行攻略，其中一个专题叫《负责任的旅行》，当中写道：“郊区的孩子家里相对比较穷，如果真想帮助他们，不如带一些衣服和文具，而且最好交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由老师发放到他们手中。避免让孩子养成索要东西的坏习惯，尤其是为索要财物而辍学更不值得。”
如果你在土耳其卡帕多西亚的热气球上向下抛撒糖果，那么参与抢糖果的可能既有大人也有孩子，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带着那种轻松欢乐的表情，他们会觉得这是生活中一个好玩的小插曲，但也仅此而已了。但在暹粒的热气球上，我看到的是孩子们流着汗水却又郑重其事的面庞——他们把“抢糖果”这件事，当成了一天中最重要的任务，那份郑重的表情让我感到沉重。热气球上的我们，仿佛拥有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那么假如你可以定义并修改别人的人生，你会怎么做？是发更多的糖果周济众生？是停止发糖鼓励孩子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制造激励机制优胜劣汰？是贯彻公平原则雨露均沾？我真的失去了评判的能力，也许停止了发糖，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人会回到课堂上专心读书，未来成长为出色的人物；但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其一生都要过着困顿的生活，停止发糖就是停掉了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甜头和念想。于是我明白了，即使有一双上帝之手，即使有一部“人生修改器”，要操纵和定义每一个个体的人生都是极其困难的，哪怕你是出于莫大的善意。哪怕是上帝，也很难对他的每一个决定负责。
当晚我乘坐红眼航班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清晨就开始上班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中，当我路过国贸地铁站看到汹涌的人潮和每一个人困顿麻木的面庞时，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群追糖果的孩子——上帝在天上看着都会中辛苦劳碌讨生活的我们，是否也如我们当时看着他们一样呢？
麻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专栏作家。重庆卫视《创新城邦》节目主持人。已出版图书《陪你一起直播青春》。@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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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81 神探
txt小＿说天堂
作者李座峰
93年春天，张本望做刑警的父亲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获全国嘉奖，其事迹还被拍成了连续剧。17岁的张本望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电视里一个陌生人扮演着自己的父亲，暗暗立志长大后也要当一名刑警。
但文化课奇差的他连警校都考不上。
张本望在25岁的时候连着闹了好几天绝食，终于促使父亲动用关系让他成为一名户籍警察，虽然没有刑警威风，可好歹也算有套警服。户籍警察工作相对清闲，张本望一有时间就坐在办公室里看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心理学书籍。
那会儿好多科班儿出身的警察办案也还处在跟邻居亲友打听死者生前跟谁有过节和谁吵过架，然后把那人逮回来揍的阶段，哪有人研究什么犯罪心理。几年研读，张本望空有一肚子理论知识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在他负责的这一片儿居民里找点儿乐子。
“家里就您一个人？”张本望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捏着笔问开门的大姐。
“哦，我还有个儿子，上初二。”
张本望朝灶台上扫了一眼，“孩子中午回来吃饭吗？”
“不，他带饭。”
“您中午一个人吃的饭？”
“嗯。”
“一个人吃饭怎么收拾出两副碗筷？”张本望又看了一眼灶台上那堆还没来得及刷的碗碟，“三个菜，两荤一素，大姐您可够能吃的。”
大姐有些慌张，但看到张本望那套不合身的制服时马上又镇定下来，撩了撩头发倚到门框上。
“孩子他爸常年在外面出差，家里家外都我一人操持，干得多就吃得多。怎么了？吃得多犯法吗？”
张本望倒有些不好意思，扶了下眼镜儿，“没没没，您怎么吃都不犯法。”
张本望说着转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回头，“跟里屋那位说一声，下次来别把摩托车停胡同儿里边儿，邻居们来回走路不方便。搁胡同口儿就成。”
大姐脸色一沉，“砰”的一声关上门。
张本望扯了扯歪到一边的领子，朝下一户人家走去。
大姐直奔里屋，跟从里面疾走出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
男人捏着腰带试了好几次才给穿进腰带扣儿里，“走了吗？”
“你慌什么？！走了。”
男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儿往外瞧，见外面人影儿也没一个，关上门回身抱住大姐。
“走，再回去躺一会儿。”
“哎呀不是刚躺完嘛，你让我先把碗洗了，陪我说会儿话儿。”大姐推开男人开始洗碗。
男人又去把门推开一条缝儿朝外面看了看。
“那算了，我走了。”看外面真没人，男人从里屋拿出外套边穿边说。
“哎，这就走了啊？下回哪天过来啊？”
“不来了，以后都不来了，再来就让人逮着了，你们这儿的小警察挺厉害。”
“哎呀警察不管这事儿！”
“那我也害怕！”
男人撂下这么句话推开门一溜烟儿走了。
年至而立，张本望的父亲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逃犯开枪打中脖子，由于地处偏僻，送到医院时已无力回天。
张本望给父亲送完终，随即要求加入刑警队。几个领导起初不同意，后来看在他烈士父亲的面儿上，答应说以后有任务的话会找他配合行动。
张本望穿鞋一米七出头儿，体重不到60公斤，看着刑警队的同事们个个高大健硕，也觉得自己这样儿进刑警队实在给人民警察抹黑，于是每天下班后就跑到刑警队的训练馆打沙袋。两礼拜之后，张本望体重上升了一斤。他兴致勃勃地找了一个刑警同事跟他对练，被对方一脚踢折了左小臂。
所有人都埋怨那个同事，说他对菜鸟儿下重手。
“我真没使劲儿！”
一个月后，那同事落下个跟祥林嫂一样的毛病。
张本望的胳膊刚好利索没几天，局里接到举报说郊区某处民居里有个人很可疑，有可能是在逃的通缉犯。
上头经过研究，准备派看起来最不像警察的张本望扮成个收废品的先去踩点儿，确认之后再实行抓捕。
蹬着个破三轮儿的张本望敲着挂在车把下面的破脸盆，每隔十来秒吆喝一声“破烂换钱”，慢慢地骑进由几排小平房组成的居民区。
正值晚饭点儿，上班的也都回家了，时不时的有人出来拎着破铜烂铁叫住张本望，张本望就停下来称重算钱。
“哟，大妈，您这搪瓷脸盆都锈成筛子了，这我没法儿收，收上去没人要啊。”
“哦是吗？那麻烦你帮我撇了吧，搁家里也碍事儿。”
张本望把脸盆接过来随手扔进三轮车里，又把大妈拖出来的一堆纸箱拆开叠在一起捆好，用秤杆子另一头儿的钩子勾起来称。
“一块九，给您算两块！“
“这么一大堆纸壳儿才两块啊？”大妈不太高兴。
“纸箱不值钱啊大妈，您这小区普遍没啥油水儿啊，我来这儿转悠快一个钟头了，就收了几个瓶子外加您这一堆纸壳儿。”
大妈“哼”了一声，接过钱往兜儿里一揣，“你那是来晚了，上个礼拜一个收破烂儿的在隔壁单元东边儿把头儿那家花300块钱收了个八成新的电冰箱呢！”大妈边说边往回走，“那家估计是不想过了。”
张本望心里咯噔一下，收拾好东西爬上车子，朝隔壁单元东边把头儿那家蹬去。
“哎，收破烂的！”
张本望慢悠悠地从那家门前经过，骑出去二十来米时，被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喊住。他捏住车闸回头看去，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从那户人家的门里探出头来。
“哎你过来啊，快过来！”
“哦，来啦来啦。”张本望费劲巴拉的来了个Ｕ…turn，把三轮车蹬到那男人跟前。
男人从身后拽出一个满是啤酒瓶子和空易拉罐的蛇皮袋丢到张本望面前，自己抻着脖子朝西边儿看了看。
张本望蹲下来一边分拣一边数着，同时用余光打量男人。这人的裤子膝盖处折痕十分严重，脚上穿的不是拖鞋而是胶鞋，极有可能就是和衣而睡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