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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行，这样一大块读，实在受不了。
这意思是说，中国文学经过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的改变，已到了必须要分段，必须用西式标点符号，必须要有引号，要很多符号，我们才看得懂的程度。而实际中国传统读本，甚至没有标点，所谓可圈可点，靠读者自己圈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发现我们出版的唐诗宋词，标点都是错的。宋词，尤其唐诗，前一句一个逗号，下一句就是一个句号。古代正版比如50年代出版的《唐人选唐诗》，真正的定本，完全只用句号，每一句就是一个句号。这在阅读上有不一样的效果。
为什么《繁花》有这么多人物，这么多线索，是传统趣味。西方趣味是中心聚焦，集中于一人，比如吃西餐是自家一套，自己吃。中餐是圆桌子，大家围在一起吃，中餐相对是集体的内容。传统话本也好，句子也好，包括内心描写，都是简洁的递进和交错，西方则是繁琐关注自我，关心个人。
马家辉：网友看你连载，看到视网膜脱落，因为不分行，最后就看不到了，视窗破裂，这要跟你讨医药费。
《繁花》开始用人物对话，但前言第一段文字，跟王家卫导演大有关系。整本书开篇第一段，我用广东话读两句：“（粤语：）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
王家卫导演今天坐在这里。除了是《阿飞正传》这个重要电影的阿飞之父以外，他还懂上海话。作为上海出生，懂上海话的香港人，《阿飞正传》的导演，我们来听一下王家卫导演对于《繁花》，对用上海话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些看法。
王家卫：其实我坐在这边听，感觉就挺好，就这样也就行了。我感觉，现在我变成书展的常客，去年我就在这里，因为另外一个朋友，今天又有一个，每次都是主持人提示，我才能做主角说几句。你今天准备了什么道具？墨镜太黑，烟枪拿出来还说有上海味道，这是错的，上海跟鸦片没什么关系，等一下金老师就告诉你们关于鸦片的历史，包括朱自清、徐志摩先生。我从小到香港，对广东人来说，不说粤语的都是上海人。而现在我们一般的感觉是，住在上海的人，不一定就是上海人。
金老师的书，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是一见如故。因为看这本书的时候，知道他是非常地道的上海本地人。
我从1963年来香港，《繁花》最主要的时段，是上海1960年代到文革，还有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这两段时间，我是空白的，因为我移居到香港了。1990年代开始我回上海，我的体会，是在这本书里，有很多我上海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小的时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感觉一见如故。还有一点，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用的是方言。也不是单单的上海话，金老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海话的改良。今天为什么马家辉会来主持，是因为他一点不懂上海话，但他看懂了这本书。还有一点，感觉现在的作家写一本书，都是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字数应该是多少，书还没写好，就想下一本书是什么，有一个整体的想法计划。但金老师这本书，我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不能再看，看一次就够了。因为这本书看完之后，感觉经过了一生一世。《繁花》有这个感觉。
我看《繁花》是一口气看的，味道很鲜明。金老师讲过一句话，小说的精髓，就在那个味道，要写出一本书的味道。很多人说的故事，很多线，很复杂，但从来故事的完整，不是小说必须要具备的条件。金老师写的东西，超越一个故事。
我一看就感觉，金老师把一辈子的故事，要讲的话都放进去了，是很浓的一锅汤。我看了知道这有点亏，其实《繁花》可以写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他说那时候没想过，还能再写一本书，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本书里。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很对得起读者。
作为读者来说，我有个问题问金老师，很多人都讲《繁花》里很多的上海元素，但是开头你引了一句话，“上帝不响”，是什么意思？
金宇澄：是小说一段情节引起的，春香就要结婚了，她信教，拿不定主意，妈妈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她很痛苦，心里不愿意，希望上帝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结婚，上帝不说话。
人生做任何的事情，可能都在上帝的视野里，但上帝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得自己决定。我把它放在前面，作为一个题记，也因为全书有一千多个“不响”，对于不了解上海话的人，可能觉得做作。刚才讲了，我是用上海话思维写的，如果是上海人，心里原原本本讲述一件事，“不响”两个字肯定是会出现。比如张三找李四，李四不说话，上海人心里就这样描述，李四“不响”。这两个字在上海话里相当常用，每个上海人一天都会讲几次，但为什么大家都没发现，都不这样写？刚才讲了，因为普通话的教育，我们一思考，一写作，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只有“无语”，“沉默”，字典里有“闷声不响”，没有“不响”的用法。有评论家说，如果是一篇两千字文章用了“不响”，这两个字别人还可以用，现在你一下子用一千多个，这两个字就属于你了，别人以后怎么用？我真不知道会是这样。
这两个字作为题记，是体现一种无奈和虚无。有一位评论家说，《繁花》整个的表现，是“花无百日红”，进入一种虚无或及时行乐的状态。开卷是《阿飞正传》，结尾提了“温柔同眠”，这两个意思，是因为惯常的人生观察，表现的方式，差不多都已经用完了，但阿飞这样的人，以另一种特殊角度看到的在城市生活的人，是什么样的？因此《繁花》只写上海市民阶层，包括一些不务正业者，人人都有自我的处世方法，如果祈求上帝，上帝一样是不回答的，一切只靠自己解决。
王家卫：“不响”这句上海话，很有意思，代表了我不讲话，不讲话不代表我赞成，但也不反对。不代表我反对，也是一个态度。金老师我为什么会特别有兴趣，他用这句话做书的开头，是非常有上海人的特点，很多事情都懂，或者，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态度，但是他们用一个“不响”来做个反应。
金宇澄：现在的读者是最聪明的，包括上海人，很多事情，可以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可以一声不响，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有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很多东西只可以沉默不语，书面的“无语”在网络上也很流行，这跟“不响”是差不多的意思。
王家卫：这个词是很重要，用上海方言写作，每个方言词，都有艺术在里面，广东话也有，北京话也有，每一种语词都很重要，值得保留和保护，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讲一下广东话。
马家辉：我刚才一直在讲广东话，你以为我讲普通话吗。刚才金老师说到上海人不表态，也有态度在。刚才导演说我不懂上海人，我必须承认，因为我故意不懂，因为我不喜欢懂，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上海人。从香港的角度，我从小就记得，听长辈们说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逃不出三个特点：第一个大家都懂，怕老婆。这是我们香港人常说的，一讲到上海男人，就是给老婆洗内裤这样。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努力地想讨个上海老婆，后来失败了。第二个特点是狡猾，第三个是小气，抠门。长辈那一代人没办法，养成是这样，一想到上海男人就这样说。所以我故意不懂上海话。
可我也经常好奇，特别看到这本书里面谈到香港的部分，香港有亲戚，好几个故事人物都跑去香港，包括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明信片。甚至出现上海过去的黑话，关进租界的西牢，叫“到香港”。金老师怎么来看香港，上海跟香港的对比？
金宇澄：上海、香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对应的两个地方。上海开埠比香港晚，刚才说“到香港”，是旧时代上海话“切口”，大概二十年代的切口，现在上海人不大知道。
上海租界很多方式参照香港，巡捕房的建制都是从香港警方转移到上海的，会采取香港方面的样式，英租界一些高管，都是先从香港调来。1949年后，上海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除了二战，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没有过，而上海经过几次的变化。简单作为人来讲，一个人老是变，一个人是不变，那么前者肯定非常注意后者。比如说我老是离婚，你一直没离婚，我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稳定，我怎么这么变化，大概这个意思。《繁花》有些人物，六十年代几个资产阶级小姐，喜欢跳舞，是躲在家里跳，很小心，怕有声音，窗帘拉起来，怕被人看见，居委会干部如果报告，就按流氓罪抓起来。一个叫淑婉的女人就说，这样跳有什么开心的，就算没被人抓。音乐非常欢乐，或者脚跺地板的跳法，都不行了，上海有什么好呢，就算我从香港弄来最时髦的唱片，又怎么样呢，上海早就不行了。
香港是一个参照物，我现在想想，上海市民最注意的就是香港，比如上海第一次开日本商品展览会，是1956年，非常轰动，一直被老百姓提起。《繁花》里没有写，塑料制品第一次让上海人看到，有这样好看轻巧的东西。但这种热情，还是和看待香港不一样。等于说，上海一直与香港是差不多心理位置，它就一点没变。小说里写寄来的明信片，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的照片，理发师很骄傲，说是他的亲戚寄的，实际是寄给楼上小毛的，理发师插在镜子前面好几天。包括八十年代初，阿宝的香港哥哥来上海，阿宝爸爸在香港搞革命，留下的孩子，阿宝爸爸很警惕，不承认这个儿子。香港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上海也一样是革命的摇篮。曾经搞地下工作的阿宝爸爸问儿子，凭什么给我送港币，是收买我？得到什么情报？知道我腰腿有病？他害怕和香港有什么联系，是被整怕了。这两个城市既互相这样对立，却又有紧密的纽带。
马家辉：你经常来香港吗？
金宇澄：来的次数不多。
马家辉：这一次要好好走走，香港的变化终于来了。每天我都打开报纸看电视，我就觉得这是不一样的香港。港片你看得蛮多的，比如《阿飞正传》。
金宇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王导《阿飞正传》那个结尾，就是《繁花》的开头。
马家辉：结尾用的《东邪西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