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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海伦·克莱格、纽卡斯尔大学的丹尼尔·奈特尔和爱丁堡大学的桃乐丝·米尔三人合著的论文《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地位和择偶成功》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通过对236个视觉艺术家的调查得出，成就更高的男艺术家情场上会更得意，而且更有可能采取短期的约会策略，呃，因为他们身边围绕着的女子实在是太多了。回想一下beatle和rolling stones成员睡过的groupie们，这个结论可谓毫无维和感。
早在200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在其所著的《求偶心理：性选择对人性进化的影响》中就曾提出，艺术创造力最初是用来吸引异性而演化出来的，这一观点在2004年海伦·费舍尔的《情种起源》中也再一次被提及。
而丹尼尔·奈特尔此前还有个蛮有影响的研究，我觉得一定得在最后提一下，它会成为本文最意味深长的注脚。这位老兄其实是个研究精神病的专家，他于2005年在与人合著的《人类的精神分裂、创造力和择偶成功》中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少都具有相当惊人的创造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成为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的，如此保证了他们能够择偶成功，这也是这些人的基因之所以没有被人类淘汰掉的最大原因所在。
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好处，你怎能怪小青年们不得不一个个装疯卖傻把自己搞得很文艺以求得更多异性关注呢？
（本文选自由陈坤出品、谈笑静主编的新书《我们·素直》）
小庄，专栏作家。微博id：@庄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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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36 我的王国
t…xt…小；说……天。堂
作者里则林
一
七岁那年，妈妈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小学，我问妈妈：“一节课40分钟有多久？”
妈妈说：“你认真听老师讲课就很快很快，但你要是老想着下课就很久很久。”我点点头，就进去了。可是我有多动症，甚至没有办法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然后每节课就真的好久好久。
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机关算计，极尽能事，才终于最后一批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戴上红领巾那天，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但是快乐没持续多久，我就去了上海。在上海我的红领巾又被取了下来，换上了绿领巾，我不服，老师给我的解释是，我们只能算“苗苗团”，要到三年级才能戴红领巾。
并且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书包居然可以那么重，每天早上妈妈把上万斤的书包帮我背上肩膀以后，手在下面抬着，问我准备好没，我深呼吸一口说准备好了，然后妈妈放手，我就跪了下去，接着再爬起来，一步一脚印地上学去。但这并不影响我快乐成长。
刚刚去上海那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溜，然后我就直接说起了上海话，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时而粤语，时而普通话，再凭着满嘴“十三点”“猪头三”，很快就和上海小伙伴打成了一片。
不 久之后我基本成了孩子王，每天放学带着邻近几个小区里的一群孩子到处跑。我是总司令，跟一个小胖子特别要好，因为小胖子是疯的，我只要手指一指，大喊一声 “有敌人”，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边喊着“杀阿”边朝着一片虚无的空气冲去，一顿手舞足蹈，冲了上万公里之后才回头认真地跟我说：“报告总司令，敌人已经消灭 了，可以继续前进！”由于我颇为欣赏他这种认真的态度，然后他就成了副司令。
我们这支部队主要存在的意义就是每天瞎逛，敌人基本上除了空气就是地上小昆虫。同住一栋楼的施阿姨每天站在三楼晾衣服，看着我们在楼下跑来跑去，总会问我：“泽林阿，又去打仗啊？”
她总会充满好奇地问，睁着好奇的双眼，就像那种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做作又可亲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可能痴呆了。但是出于人情世故，我每次都要认真地答复她，然后她让我们稍等，走进大厅里，抓一把糖果撒给我们，跟喂狗似的，但是我们都不在乎，一顿哄抢。
在那年冬天，我起床发现窗户上结了一层雾，然后走出门去，发现家门口的水池结冰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沿海小朋友所见过最神奇的景象，我的智商毋庸置疑，幻想我可以在上面滑翔起来，跟动画片里一样，然后直接跳了下去，那天，我爸爸妈妈差点永远失去了我。
那天过后，我召集了一大群小伙伴，从附近正在装修的房子前捡来许多长长短短的木板，我告诉他们我们一起造艘船，然后他们各自兴奋地回家偷出了一大堆工具，铁锤，钉子，扳手，水彩笔，硬纸板……
我们的设计图就是用手比划一下，“是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然后开始了造船。我们蹲在小区一个僻静的小山坡后面，开始敲敲打打。一个上午过去，我们就 完工了，我们把船搬到小区里最大的一个人工水池，那艘所谓的船，其实结构很像麻将桌，但是我们都没看出来，当我们把它放进水池里时，我们都屏着呼吸，入水那一刻，它浮了起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一起欢呼起来。可是那时候谁又能明白，是块木板丢水里都能浮起来这个道理呢。
当时看着那张麻将船，没人敢站上去，这个时候我又挺身而出了，站在池边，看准了位置，一下子跳到了船上，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在上面起码站立了一秒，才连人带船翻了下去。那天我全身湿透地坐在池边，打起了喷嚏，觉得有股忧伤在心间。
二
妈妈说，人不怕没文化，就怕又没文化又胆大。那次之后，我被严加看管了一个寒假。
但当春天万物复苏，夏天悄悄来临，我又觉得自己行了。那时我上海话已经说得飞溜，每天“阿拉”来“阿拉”去的，俨然一个上海人，再也没人管我叫“小广东”了。
我又开始集结一大群熊孩子，到处作怪，我家旁边有个社区幼儿园，周末我们常常爬进去玩，因为里面有个很大的草坪，草坪上很多滑梯秋千等儿童设施。
只是那里有个怪老头，负责看守幼儿园。我们难免开始了长达一整个夏天的游击战。
在某个秋日，我和几个小伙伴趁怪老头不在，爬进幼儿园的草坪上玩放大镜，用放大镜对准了一堆草，过一会，那堆草就冒烟了，在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小胖掏出了一盒火柴，说试试这个。然后我点燃了一根火柴，丢到草坪里，大喊了一声：“跑啊！！”接着我们就又喊又叫一起跑了起来，我们都以为这次也会像玩放大镜一样，过一会它自己就没了。
只是跑到草坪边缘的时候，小胖突然拉住了我，我们回头一起看过去，顿时吓懵了。火没有灭，而是呼啦啦地越烧越大。
当时我们脑子一片空白，迅速地翻出了围栏，然后小胖拉着我一路狂奔，跑到远处时，那片草坪已经冒起了滚滚黑烟。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整片焦黑的草坪。
小胖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另外几个小伙伴也哭了。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想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的哭声，我一个人回到家，一整晚都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那片焦黑的草坪。
第二天我跟妈妈坦白了错误，于是我再也出不了门了，周末总是被反锁在家里。我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起来，觉得自己就要去坐牢了，每天就在家里等着警察叔叔来接我去监狱。
终于有一天，有人急促地敲打我房间的窗户，我把早就给爸爸妈妈写好的信放在桌子上，准备去坐牢的时候，打开窗户发现是小胖。
小胖一脸高兴地跟我说：“没事了，没事了，小区里所有的草坪都烧掉了！”
我心想这下更惨，我一把火把所有草坪都烧掉了。小胖看了看我，又说：“原来那些人本来就要烧草坪，奶奶说这样来年才能长得好！”
我听完疑惑地问小胖：“也就是说，我烧了也没事？”
小胖用力点点头：“运气好！你这次烧了也白烧！但是奶奶说以后千万别玩火了！”
我突然如释重负，觉得自己的人生又重新迎来了曙光，小胖兴奋地说：“快出来玩啊！”
我突然又阴沉了下来，我说：“我现在已经出不了门了。”小胖沮丧地看着我，差点哭了出来。
三
每天放学我被要求准时回家，那时候住一楼，房子背后有一个自带的院子，每个周末我就傻坐在院子里发呆。
之后爸爸觉得我可怜，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水池，用水泥铺好，然后在水池里，放进去好多鱼，给我做了一个鱼竿，没有鱼钩，没有鱼饵，我就那么傻不拉叽地坐在池边一动不动地钓鱼。
后来憋得慌的我突发奇想，决定在水池旁边的一片小泥地里种东西，那天之后我不管吃了什么水果，只要有核，都往里面丢。每天蹲在它们旁边盼着它们开花，有尿就往里面撒。后来爸爸和我在那片小泥土地上 用竹竿修了一个葡萄架，十多天过去，除了杂草，上面什么都没长出来。我问爸爸，爸爸说他也不会种东西。我就想起了幼儿园那个怪老头，他的传达室旁边种了好 多菜和萝卜。
我跑到幼儿园的传达室门口，他看了我一眼就继续低头看报纸了，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年人搭讪，我就说：“上次我把草坪烧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我知道，你妈过来跟我说了。”
然后我继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他奇怪地问我“怎么了”，
我才跑进去跟他说：“我要种东西，可是我不会。”他一改严肃的样子，笑了起来，问我种什么，我也不知道种什么，他那离我家就十多米，我就拉着他往家里走，他也没反抗，跟着我去了我家。
之后他又回传达室拿来小铲子和肥料，一整个下午他带着我把小泥地上面的小石头、砖块都拿了出来，然后用铲子一直松土，第二天他又给我拿来一些不知名的种子，帮我撒进土里。
在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说要帮我种在葡萄架下，到时候就会长很多东西出来，以后就可以在葡萄架下乘凉了。没过多久，果然长出了很多蔓藤植物，爬满了整个架子。
爸爸看我小有成效，又找人在水池和泥地之间挖了一个水井。方便我浇水和换水。
我渐渐就变得不再疯野，每天放学背着上万斤的书包狂奔回家去看我种的花花草草和养的鱼。那些鱼已经跟我很熟了，我只要站在池边，它们就会自动全部浮出水面，然后我就开始数数，发现一条都没少，就安心了。
我偶尔去跟花花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