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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冷了。”她看着那枚被烧焦的烟头，终于说，“我得走了。”
“你不想再喝一杯了么？”他有些为难。她看了看自己的杯子，里面还剩着一大半。刚刚的酒钱是他付的。现在可好了，她觉得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负疚感，而负疚感促使她表现得更铁石心肠些。
“太冷了。”她重复了一遍，低下头。
“我月末就要去徒步了。”他突然说出一个地方的名字，她没有听清，却也没有再问一遍。“是依山傍水的环海公路。”
“得花多久？”
“平常人的话两个星期就够了，但我可能得花上一个月，或者四十天。”他问，
“他们说这对我的身体好，你说呢？”
“没错。”她心不在焉地说。
“你待会儿做什么呢，天还没有黑呢。”他又问。
“我去买些吃的，或许再买瓶酒。朋友在等着我一起做饭，今晚我们有个派对。”
“酷。”他耸耸肩膀。
“嗯。”她点点头。
现在她又独自走在学校的那条路上了，时间真的还早，连板球队的训练都还没有结束。她手里拎着从超市里买来的食物，小包装的蔬菜已经洗好了，鱼也是腌制过的，只要拆开包装加热一下就行。她还难得买了瓶酒，她家里连个开瓶器都没有。这儿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她想着如果待会儿再遇上他，至少她的手里真的拎着瓶酒。
这会儿她走累了，便在草坪间的长凳上坐一会儿，抽根烟。穿着白球衫的板球队员们在草坪上奔跑，呼喊声却被风隔得很远。球不时把海鸥们惊得飞起来，然后它们在天空里胡乱绕个圈，又停歇到草坪的另一端。
有个提着公文包的中年人朝她走过来，轻轻地坐在长凳的另一端。他没有与她打招呼，也没有发出声响。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间都急忙回家去了，她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但是夜晚在他们周围暗了下来，草坪变成灰绿色，有几个年轻人脱去了沾了泥水的球衫，露出苍灰色的皮肤。她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人用一根手指叩击着长凳，噔噔，噔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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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0 山西，山西
t xt ～小 说天；堂
作者柴静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 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