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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的大多数事，我都不记得了。秋天很快变成冬天，北京频繁下雪，冰化时我的亲人检查出一种晚期癌症。他们住在王府井的台湾饭店，每周有三或四天，我走出45号宿舍楼，5分钟走到小南门，转弯，过马路。海龙大厦楼下的比萨饼店刚改成肯德基，海淀站有三路公共汽车到西直门，一路车到西单，任何一辆都能把我带到地铁站，我不太在乎快慢。在王府井站下地铁的人多数嘈杂欢快，去多了我就忘了自己是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出地铁的路上往往没来由地高兴起来。病人入院后，我常住在宾馆，有时在房间翻书自欺欺人，有时在楼下待着。也没零用钱买饮料，在大堂咖啡厅待到脸皮扛不住，我就去门口坐看玻璃外的“西洋镜”。王府井小摊更换得快极了，从炸鸡摊到烤串摊到一片空荡，到又推出来烤台湾香肠的透明机器，就是一个多月间的事，我想以后要做挑战杯论文兴许可以写这个，但始终打不起精神去玻璃另一边做摊主访谈。
那时我不太回学校上课，但也拒绝去病房。王府井一带电线杆上时常贴有协和医院号贩子的小广告，蓝笔写电话号码，红笔写科室名字，我觉得这颜色不对，贴小广告也不对，有一次突然就很生气，拿自己的笔给涂黑了。
原先王大趴叫我短信之王。那个学期一天天过得很快，干燥得像沙，我感到滑离课本与小炒构成的生活已经颇远，越来越少和同学联络。王大趴当时在忙些什么我渐渐不太知道，就像那段时间我不很清楚系里课程的内容，以至于偶尔回到学校时，系里教授看到我出现相当惊讶，说以为我已经出国了。在不大用电话的那段时间里，我快速把自己转型成谐星，白天在消沉中看杂志记段子，晚上把它们当作真发生过的事，娱乐我那些最初常哭、后来每每在离开病房的压抑与劳碌后忙于释放对彼此的指责的家人，告诉他们今天我回学校上课，有一教授特好玩儿。
有时候不经意，段子就讲重复了，我吓出冷汗，赶忙添油加醋，找补出新故事，但他们好像也听不出来。
后来我觉得这么自我隔离在酒店房间不是个事，得像家人一样有个每天重复的日程表才能感到自己不是闲人。我就每天上午跟家人一起出门，说我坐地铁回学校了，其实去东方广场逛街，吃冰激凌当午餐。那个春天我将东方广场繁多楼层中店铺的位置次序铭记于心，现在仍多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在mudd店里打发掉大把时间，交款时看见王大趴和一个我脸熟的女生走进来，我想起来，哦，对，他最近忙着谈恋爱呢，好久不联系了。我别过脸，在款台磨蹭一会儿，见他女朋友拎几条牛仔裤进了试衣间，过半分钟从里面伸出一只手臂招呼一下，他也跟进去了。
我心想，小子真出息了啊。晚上我给他发短信，说，“你特么生活够不检点的。”不对，那时我还不说脏话，估计没有“特么”二字。他是否回了，回的什么，我忘了。
以寻常眼光来看，他和我各自谈起恋爱是一种青涩的微微暧昧退化——或者进化——为葆有距离的纯洁友谊的标志。在我看来，假如这是真的，那多亏了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轴：他出现在我被动选择的迅速成长之前，认识他之后的那段时间，我正开始对生死之间打了过多润滑油的微妙齿轮产生既熟悉又惧怕的感觉，这令我对当时已有的朋友有不愿明言的依赖，令异性友人之间的交往具备了区别于男女关系的深度。因此才会十二年来地理遥远，时间锈蚀，我却只觉得和王大趴在17岁之前的相识愈来愈有其重量。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带着消毒水气味重新回到学校的我难以再无忧无虑。当我感受到世界的断裂，仍然在青草丰美的校园里欢实地闹腾着的王大趴，是让我体会到世界连续感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我生命中的持续存在，是我所眷恋的少年时不纯是一场虚幻的明证。
我不知道我对他而言，是否也是某种明证。大学后期开始的几年中，执迷于各自生活的我们不大联络，其间极少见面。大四夏初一个凌晨，我无缘由地独自坐在44楼西人行道边卖呆，他伙同一帮人晃晃悠悠骂骂咧咧从西南门相当扰民地走进来。大概因为喝大了，他看到我在那里，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地说，“哟，你在这儿呢”，陪我沉默坐着，直到背后太阳自东面升起，天明之际时阳光像烟，太阳将清透进而柔亮的光逐次投射于遥远而不可见的北京西郊群山树林、海淀旧时帝王庭院、“叮叮”驶过清晨的洒水车，最终是我们对面48楼仿佛正从地底逐渐上升的车棚中无脚的自行车的鬼魂。毕业后王大趴去英国，他回到北京工作时我已经像经受过神启或诅咒一般变了个人，突然爱好上了写论文，以一种自赋的权威将世间人事分为严肃与不严肃两种。收到他短信的秋日我正在新男朋友家中，对众人去泡温泉的罗马式场景有种自己也无能理解的距离感，告诉他打麻将我不会。再后来他谈上了认真的深度恋爱，我热情祝贺，他想起来，“哎她知道你”。对话就此打住。
几年后再见到他时，我惊讶于他真的仍旧是名律师——虽说是法学院毕业，但以他大学时喝酒胡混的做派，我实在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名每日审条款拟合同的全职校对。
我实话实说，“原先预测，你是混好了四处看厂搞投资，混得差开麻将馆美甲店。反正不是到点上班的。谁能想到你能一直当律师，文字工作者，professional——你会英语吗你？”
王大趴愤怒，表示他跟英语的关系一向相当热络，身负数项海外学位，是一名通常大举抱怨、偶尔任劳任怨的典型京城优秀律师。
我说，“大学时候，要是早知道你能这么规矩，说不定我就追求你一下了。当年觉得你必须是个混子啊。”
王大趴冷笑，“幸好你没追求。咱们这么熟了，你要硬追，我也不好拒绝你，但我心里得多堵得慌啊。”
重新见到成年版王大趴时，我发现此人卖相颇有提升，作风十分洋派，健身成魔，喜好一字一顿评价生活、酒菜、妇女为“特—别—好”，铿锵有力，意气风发到了洋洋得意的程度，令我也感到相当有面子。有一回我去探望他，他抱着赈济博士生灾民的慈悲，带我吃菜谱辉煌如金砖的牛排馆。离开时，王大趴提醒我带好随身物品，溜出一句，“别忘了你的兜子。”此人平素午餐只叫沙拉晚餐慢饮红酒的高端形象瞬时坍塌。得对我大举贿赂或加以刺杀，我才能封住嘴巴，不贩卖自己见证过的他那些少年时深入泥土的故事。
十二年过去。今年春天，白羊座律师王大趴30岁。我现在不叫他的名字，改称大趴，是种衷心祝愿，希望他能早日升上合伙人，当partner。我写过几个以律师为男主角的小故事，特想写个像他的，头发抓得立体、西服穿得齐整、精神抖擞到近于得瑟的那种，可惜“一位倍儿精神的律师”怎么想怎么像喜剧角色，下一秒必须踩香蕉皮滑倒，不然人皮面具就该被狗误咬下来露出森森白骨。我从没写过像他的，不过我写的那些废柴、虐待狂、受虐狂、自恋控、争上游律师有一个共同点：在30岁砸过来后闪电升趴。算是我对王大趴的美好预言。
实际上，如今我们早已经很少见面。我宁愿不见到王大趴，以免情绪上上下下乱飞，丢掉我新近培养出的那种适合中年妇女戴在脑门上的不动声色的尊严。自那个关于协和医院的春天以来，我家再没人叫我的小名，好像我已经合理合法地长大，新的我，它装不下。我的小名有时出现在家人邮件的开头，走完一个冒号的过场，就被“你一切好吗”之类问题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替代。能听到它由人说出的仅有时刻，是在有王大趴的饭桌上。他在我16岁时认识我，始终实心诚意觉得我还叫那个名字，再自然不过地叫我，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哭，就会想在很多人的饭桌上扯住他聊天，就变成别扭的人。幸而和王大趴一起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哭得不多。
成年以后，我们是纯情的小伙伴，不近苟且，走天真路线。这大概也是能做朋友的原因。有一次我回北京，酒店恰好在他公司楼下，他家也就在一千米外，我们却一直没见到。直到我走前那晚，我们一起和很多人吃晚饭，其后他送我回酒店的一路是长久以来我们第一次共处于封闭空间，突然就尴尬起来。在酒店楼下的停车场，代驾离开，扔我们在车里失语成浓雾缭绕不已的深潭。几分钟后我逃跑，他的车在旋转门外停成一丛沉静的暗影，我在大堂绕了一会儿，想起十年前我曾对着冬天热气蒸腾的铜火锅向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全世界他最可爱。
前年他生日时，我想很久送什么，最后寄去一对袖扣，祝愿是他能用不上它们，也就是说能职位高升，无需再像小兵般穿正式的叠袖衬衫去见重要客户。寄出时我犹豫了一下，想那个牌子有点明显是我爱用的，熟人大概能轻易猜出是我所送，然后才想起，其实我们早就没有共同的熟人。
过了十二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少数的几回相撞相遇，从见后再见，变成一次次朝向告别的分散。我早就懂了王大趴说的不对，我没什么好看的。而新认识王大趴的人，应该都会觉得他挺逗，他们不知道在他还是个小熊猫样子时，我就丧尽天良地认为他已经在焕光发彩。
我想人的自我评价无法客观，总是受到爱和注意的投射。未来当王大趴彻底走出我的生活，那就将是我丧失魅力的时候。有王大趴在，我觉得人类爱我，我爱人类，我可爱，世界不可怕。
其实寄出袖扣的那个春天，我还有一只红猴子要送。王大趴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妈妈给他从迪斯尼乐园带回来一只红色毛绒猴子玩具，他喜欢极了，表弟也喜欢，妈妈说那先给表弟玩儿。再没要回来，让幼年的他一度惦记许久。这件事我也惦记了很多年，那个春天我还不懂际遇的荒诞是人所不能预料的道理，糊里糊涂就决定红猴子不必寄，很快我会去他的城市找他，届时带过去。随后发生的事如教科书般说明世间事有始无终多过月圆，我没有去看他，之后两年我们始终未能碰面。脖子上拴铃铛的大眼睛红猴子在我的衣橱里蒙着布斗篷坐了一年多，直到我新收养的猫桃子把它翻出来，猴子做了桃子的朋友。现在我开门时，常会是桃子叼着红猴子来迎接我，我在门外转钥匙，门内铃铛清脆撞响盼我回家。这些王大趴是不知道的。在多年来不断地以年轻解释自己的幼稚之后，我已不再年轻，只有在一次次握别前转头回望彼此相待如珍如宝的少年时。
我回头来过我的生活。我们仍旧不常联络。
《追忆似水年华》的前言如是写，“我们徒然回到我们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决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