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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从那个方向奔到北京的。整个九十年代我好像一直坐在火车上，追随着那个伟大的迁徙时代，直到北京。
那时我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琴行里上班。很多像我这样来到北京的音乐青年， 都会找琴行里的工作。因为在琴行里除了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练琴。那家琴行在琉璃厂，曾经老北京的色情业集散地“八大胡同”就在附近，著名的民国大将军蔡锷就是流连在这片胡同里，为小凤仙写下了：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多风尘。
曾经的勾栏巷子虽然早就烟消花散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风。我经常会碰见真想剪头发的老实人从胡同里的发廊走出来，边走边念叨：奇了怪了，不会剪头，你开什么发廊呀。
我上班的乐器店很小，生意也不太好，卖的都是些廉价的乐器。老板是个北京中年老炮，冬天午饭就开始喝二锅头，喝完便在店里来回溜达，溜着溜着就演讲起来了。他每次说的内容都差不多，先感叹如今的年轻人多么不靠谱，再感叹他人生路上的各种曲折风雨，最后就沉浸到把店里那些破木板做成的劣质吉他卖到北京城每个角落的美景里去了。
我比较喜欢听他的人生风雨那个环节，他当过空降兵，参加过对越南的那场战争。他说那时的降落伞质量很不好，平均四五个就有一个打不开，每回空降他们都要盯紧另一位战友，一旦自己的伞打不开就拼命抱住那个战友，靠他的伞降落。而这个举动的结果就是，经常有倒霉的空降兵身上的伞拉着两个人落在地上，最后双双摔成重伤。
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两个国家的口水战，双方士兵驻扎在中越边境的战线两侧僵持。时间久了，双方士兵就开始互相取乐。他们成天在战壕里比着喊口号，中方的喊毛主席万岁，越方的喊胡志明万岁。有时喊累了又闲着没事儿就开始往对方阵营扔东西，刚开始是土块，后来变成互相扔压缩饼干和罐头，最后双方都喊着共产主义万岁，各自准备晚餐睡觉去了。
琴行老板是那种标准的胡同老炮，说着一口没法再油的北京话，再掺上胃里那永不散去的二锅头，每次都越吹越兴奋，无法收拾。我遇着有意思的就听会儿，其余时候就抱着吉他不出声地练音阶，脑子里放空着四处神游。
北京有句老话：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眠夜。这家琴行的气质是注定走不到二十一世纪的，我和这些劣质吉他晒着二十世纪的最后一轮太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很没出息的气氛。有时我会找借口躲在琴行的库房里睡觉，我把自己埋在一堆乐器包里面，谁喊我也不答应。我的随身听里放着那会儿还叫祖咒的左小祖咒的歌：
清晨娇媚的阳光，囚起农场看报的杂工，前门的玉兰花香，粉着王老五的双唇。有一只狗用忧郁的眼光，在寻找他走失的主人。
因为这首歌，我去故宫的红墙边看了据说北方仅有的几棵玉兰树。玉兰树挺高，几乎和故宫墙上的琉璃瓦平齐，来年春天它就会开出传说中的玉兰花。目前它只能光秃秃的硬撑着富贵身段，大冷天的，立在长安街边。
从琴行回家我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北京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就像针扎一样。生活有时就是在和你开玩笑，你要的明明是一个笛子，可它给你的却是双筷子。但我喜欢北京冬天的寒风，因为这寒风是催人奋进的，能让我从八大胡同那没出息的气氛里醒过来。
大院里的邻居们都在说关于下雪的话题，空气干得四处起静电，大家的嗓子都开始发疼，所有人都在盼着大雪来安抚这个冬天。院子里只有那哥对这一切不闻不问，不论下不下雪，还是新世纪如何。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好像都不在乎，他永远在自己不变的步调里溜达着。整个冬天他怀里都揣着一个葫芦，那个葫芦里面有个内胆，内胆里住着一只蝈蝈。我路过他的屋子时，看见他坐在屋里炉子旁边，手捧着葫芦看那只蝈蝈。
那哥给我说，到了冬天人就得收敛，养精蓄锐，忍着劲儿等来年春天再撒欢儿。但自己一个人闷着也很没意思，就养个蝈蝈在怀里解闷。蝈蝈不能见冬天的风，所以不能随便给人看。小心地照顾这个蝈蝈，其实就是照顾自己，养着自己的元气。蝈蝈没见着寒风，人肯定也没冻着。听他这么说完，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他家里好像藏着什么宝贝。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我还在北京的琴行里上班，琴行老板还在用他那二锅头兑出来的北京话，给别人推销他那些破木板做成的劣质吉他。老板是个好人，战场上他一枪都没有开过，也没遇着过打不开的降落伞。他依旧在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从他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眯着半醉的眼睛给观众打开，说：二等功呀，真真正正的新疆英吉沙，北京兵还真没几个能拿着这套匕首回来的。
我只要有机会就还是躲在琴行库房的琴包里睡觉，我的随身听里换了胡吗个的歌：
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到二十一世纪。
没出息得久了，人也会发疯。我的反应是，某天我在库房里睡觉，突然一个纸箱子飞过来砸着了我。我抬头一看，是琴行里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跟我开玩笑扔过来的。我跳起来抓起手头能抓到的东西，朝他砸了过去，强壮的同事躲了几下，发现我不是开玩笑后，冲过来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再然后，我借着自己惹出来的悲愤之气，永远离开了那家琴行。
北京诗人尹丽川说：北京一下雪，就变成北平了。大雪终于来了，它覆盖了整个北京城，覆盖了那些日渐丑陋的房屋街道，也覆盖了世纪末愈演愈烈的残酷现实。后海上面情侣在雪上漫步，大爷在凿冰冬泳。我坐在湖边上的石椅上，远处树林里传过来悠悠的京胡声。那声音带着百年来的抑扬顿挫，在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细长的曲线。它提醒着我，在这个城市的深处，藏着某种和我心意想通的能量。它从千里之外把我吸引到这里，它会陪我度过这个冬天，直到大地回春，河开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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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4 《纽约时报》特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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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金 （任战 译）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刚洗完澡。虽然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她能听到他们在楼下的说话声，她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亲戚，而他们也似乎永远不会离开——但没有任何人接电话。连留言机也没有按照詹姆斯设置的那样，在响铃五次之后应答。
安妮用浴巾裹住身体，走到床头柜边，湿哒哒的头发不舒服地挂在她的后脖颈和裸露的肩膀上。她拿起电话，说了声“你好”，电话那头叫出了她的名字。是詹姆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一个词就能让她听出来是他。从来没有人能用他那样的语气叫她安妮，从来没有。
一时间，她说不出话来，甚至忘了呼吸。他开口时，她恰好在呼气，现在她觉得自己没有空气的肺扁得像一张纸。然后，他又叫了她一次。这次，声音是犹豫而不确定的，这不像平时的他。力量瞬间从她的腿上溜走，就像突然塌陷的沙堆一样，她轰然瘫坐在床上，浴巾滑了下来，满是水的臀部弄湿了身下的床单。如果身后不是床，她肯定就坐到地上去了。
她的牙齿开始打架，这倒让她恢复了呼吸。
“詹姆斯，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在平时，她的口气也许会有些不耐烦，或许像母亲责怪她十一岁的儿子怎么又不按时回家吃晚饭，但现在，她听上去吓坏了。要知道，楼下窃窃私语的亲戚们，正在商量他的葬礼。
电话那头笑了。笑声有些不知所措。“噢，怎么说呢，”他说，“我也不确定我在哪儿。”
她的脑子一团乱，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他在伦敦误了飞机，虽然她还记得飞机起飞前他在希斯罗机场给她打过电话。第二个想法更合情理些：尽管《时报》和电视新闻都报道没有幸存者，实际上却至少有一个。她丈夫从燃烧着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惊魂未定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游荡。残酷的事实是，燃烧的飞机撞上了一栋房子，死了二十四个居民，而这个数字还在升高，直到世界的注意力被另一场悲剧吸引。
“吉米，你好吗？你……有没有被烧伤？”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悲惨答案突然击中了她，这冲击力就像一本很重的书砸到了光脚上，她哭了起来。“你在医院吗？”
“安静，安静，”他说。她焦虑时，他总是这样哄她的，这个词也是构成他们三十年婚姻生活的细小部件之一，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安静，宝贝儿。”
“我不明白！”
“我很好，”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好。”
“大多数——？还有其他人？”
“机长不行，”他说，“他情况不好。也许他是副驾驶。他一直在尖叫。‘我们掉下去了，没燃料了，哦，上帝啊。’还有‘这不是我的错，别怪我。’他还这样喊。”
她浑身冰凉。“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恶劣？我刚刚失去了丈夫，你这混蛋！”
“宝贝儿——”
“别这样叫我！”由于哭得太厉害，清鼻涕从她的鼻孔里流了出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又随手一甩，这个举动是她以前从来不会有的。“听着，先生——我会查询号码，然后报警，警察会收拾你的，你这个不管别人死活，没有感情的混蛋……”
但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确定无疑。何况这个电话楼下一屋子人都不接，留言机也不应答，似乎表明这是专门打给她的。还有……安静，宝贝儿。就像那首卡尔·帕金斯的老歌里唱的。
他一直没说话，像是在等她自己想明白。但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嘀了一声。
“詹姆斯？吉米？你还在吗？”
“在，但也说不长了。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我试着给你打电话，我猜这是我能打通这个电话的唯一原因。其他人也在试，打了很多遍，但都打不通。”又嘀了一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吉米，出事时你知道吗？”这一点对她来说是最难以接受和最可怕的——就是他当时是知道的，哪怕只持续了一两分钟。或许别人脑子里的情景是烧焦的尸体，与身体分家的、露着牙齿的头颅，甚至是先到的手脚不干净的人会去顺手牵羊摘掉受难者的结婚戒指和钻石耳环，但让安妮·德里斯科尔失眠的却是这样一个画面：吉米从下坠的飞机窗口往外看，街道、车辆和布鲁克林棕色的公寓建筑不断逼近；毫无用处的黄色面具像小动物的尸体，被下降的气流吹得呼啦啦往后翻着；头顶的行李柜砰地打开，随身物品满仓飞，某人的诺瑞克＇ 诺瑞克（norelco），飞利浦剃须刀的某一系列产品。＇剃须刀沿着倾斜的过道滚过来。
“你知道你们要掉下来了吗？”
“不，”他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最后关头——也许只有三十秒，尽管在那种情势下很难对时间有正确的判断，我总是这么想。”
那种情势。下面那句更是话中有话：我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