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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活，最有趣的事就是被别人感染兴奋的事，这和台北不同，台北几个得宠的强势媒体总习惯夸大地感染困惑与悲情给人群，连打不打流感疫苗都说得让人忧心无解，后来才知道这是有意的，为了明天延续说故事而制造出的悬念，韩剧与台媒各自用着同一理念经营着自己的产业。而我北京朋友们却总是样样可侃、事事可以无所谓作总结。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粗枝大叶，但是彼此心里却也有了互不干扰的善意，后来明白才被感动。
在这大得超乎想象的城市里，却住着你很多年不见的朋友，无意间遇上了才知道，原来这些年大伙都悄悄搬来了这里。但是见过面真心要再约了见上一面却也不容易，路途遥远路况难测都是考虑，莫怪朋友们常笑着说：在别的城市里一天能干六件事，在北京干完两件就不错了，其它的时间都在路上玩微博和游戏了。看似同城而居却仍是遥远的状态。但是我就喜欢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居住，还能有隐居之感。常想起导演李翰祥的晚年，终老于北京胡同里的故事，如同张爱玲隐居在美国加州那片沙漠里。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 雨天
上个周末我在花莲待了五天四夜，这距离我上次去花莲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人总是忽略掉最靠近自己的美景，或许是因为年纪渐长，又长时间在外奔波工作，只要有假期，习惯能不动就不动，于是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能在台湾境内旅行。这次再去花莲，景色依旧。花莲号称是台湾的后花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掌权者除了选举需要以外，花莲总是被他们所遗忘的。也许遗忘是好的，造成花莲的缓慢成长，仍有着很自在的姿态。
这次再去也许是因为熟人带路的关系，很多时间的决定权都在自己手上，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的自由，和充裕的时间可以跟我有兴趣的人说话。近距离专心地阅读一直是这些年生活中珍贵的方式，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对一个城市。这次在花莲就是一回近距离阅读，我听到几位返乡的精英分子，他们试着用知性与感性的态度，重新诠释花莲，让花莲的文化厚度持续生根。我也听到一位感性的中年人，用最直接敦厚的方法，在太鲁阁口开民宿，为原住民朋友架设工作平台，引导他们在不失去自我文化下，还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花莲藏着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著名诗人杨牧的故居已变成了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二手书店，经营者也是一位文化支持者，来自于台北。一家朴素的小餐厅，主动地定期发行介绍花东生活观的小刊物，餐厅的中央有一台老旧的钢琴，我去的时候一位金发年轻的旅客，他不理会别人，生疏而自由地练弹着一个曲目，窗外的微雨中，一棵漂亮的樟树正聆听着。
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 晴天
一直我以为我是旅居北京，却在这几年下来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心态上的转变。以前总是跟北京的朋友说，过两天要回台北，却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开始跟台北的朋友们说：过两天回北京了。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已变成有时候会在北京想念着台北，有的时候又在台北想念着北京的节奏了呢？
台北和北京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异是阳光的色温，台北的阳光偏金黄，北京的阳光偏亮白，随季节再各自微调。即使同一张画作，在这两地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我常跟自己玩的游戏，把一张化费工夫的飞翔随行，轮流放在这两个空间里，自我解释地感受着其中的差异，虽然画和我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感受的结果不同。我很难说出其中的差异，因为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定义的。它是一种变量，反映着我自己心情的改变。
去年开始，我在台北常乘坐捷运尽量不开车上路，在台北的捷运里我可以自由地观赏车上人群，捷运站里经常看见创意十足的商业海报与品味相距甚远的官方自我宣传的海报相映成趣。在北京我几乎都是开着车，在这宽阔的城市开车是种享受，看着四季变化的市容，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还有那一幢幢忽然如雨后春笋般长出的夸大的建筑物，又如同在线电玩里一关又一关待你跨越的局，朋友总说从前的北京看的是古迹，现在值钱的是怪物，楼不怪就白盖了。其实其它城市也是一个样子。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阴天
在回台南过春节的路上忽然想着，这一年将是我的一个搬家年，从内湖搬到牯岭街，好像完成了我居住台北的一个计划，终于搬到我最喜欢的一块台北角落了。怕只怕楼上的当红明星估计会在这几年被无孔不入的狗仔干扰吧，但是无所谓，我已经在北京挑好了一个公寓，决定从今年起，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那里，也算为自己选了个固定落脚地了，从此在北京就不用再住酒店，真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还是下了这个决定，只知道在那里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发生，虽然那里还有许多观念需要去沟通和适应，但是在台北也还是一样有着太多事情和价值需要去疏理，因为这里文创大环境不断地改变，如今已成了为奖金而创，从掌权者近亲刮分起，到文艺人饥肠辘辘地参与乞食，成了一种坠落得让人措手不及的感觉，许多原先以为合理的价值观，已不停地被解构掉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窜逃的败将般，面对自己熟悉的战场却力不从心，又想不出解答。
最近总会在周末周日里，为了安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徒步从东区走到西边，穿过熟悉的小巷，经过许多小区公园，环顾着四周曾经熟悉但又渐渐陌生的风景，重复地想着中年后的自己应该怎么走。
眼看台北的朋友越来越多人搬去上海了，我还记得几年前曾跟江蕙说过，哪天你若办演唱会说不定上海的票房会比台北好。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离开台北，我会去哪里呢？我一直忘不了，八八年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情景，那座灯火一片昏黄，惊人的脚踏车阵的城市，住在那个城里曾经辉煌又被世界遗忘多年的人们，看过此刻他们另一种浪漫隐约的生活，并不像从前在台湾看到的媒体所说的那模样。虽然现在城市景观已经有些改变了，但人们说话时的神采，还是如梁实秋文章里描述的人物一样有趣与精彩。对照此刻台北人总低着头抑郁走路的姿态，那里的人走起路来，肢体摆动幅度又大又不拘，像在戏台子上一般夸大。
我还是如此深爱台北，但是此刻为何忧伤呢？在一次一次的选举轰炸后，我和其他人都陷入了困惑的思考中，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心情住在北京？像一只季节性的候鸟，还是只是一个提供过往繁华经验的台劳？当我走在青田街的巷弄里，看着那一棵棵自己喜爱的老树，心想着也许北京城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老树吧！我可能也可以花些时间去寻访，就如同这二十年来在台北所做过的事一样。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 阴天
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了，见了好多音乐人，总觉得那些操着只能在电视里听到的北京腔的年轻人，怎么每个人身体里都像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上回来北京前听了一张合辑，其中一首《露天电影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回来北京特别请人帮我约了作者。
当我在饭店大堂见到他时，他已背着吉他在大堂等我许久，寒暄后他说想唱些自己新创作的歌曲给我听。我邀他到我房里，他解开吉他套，清了清嗓子就率性地唱了起来，不休息地连唱了快一小时，我安静地听着，也不停地在曲子和曲子空当间，凝视着他赞美着他的作品。看着他用手抄写的一叠歌词，大都是有些感伤的青春感想，其实有些歌我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虚无感伤，但是仍然被感染了，我真心喜欢那首《露天电影院》，因为我的童年也有过类似的经验，经过我的请求他在我面前又唱了一遍。在他的歌声里，不禁想起了自己在眷村里的童年。那时多么期待周末村子广场里会架起一张电影布幕。银幕正面一排排自带椅子的大人们专注地看着，孩子们可以在银幕的反面，暂时不受管束地玩着游戏。偶尔我们玩累了会停下来，困惑地看着银幕里表演着爱情的男女演员微笑或悲伤的面孔，或偷看着银幕另一面，那位平时骄傲的邻家姊姊怎么就泪流满面了。眼前这位年轻人，他是怎么能如此准确地描写出我童年的记忆？在他笑容腼腆的脸上，怎么也有着和不久前自己相似的多愁善感？
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这是曲子最后一句歌词，在我送他离开后，关上房门，我脑子里还不断重复地哼着《露天电影院》的旋律，俯身看着窗外只见刚入夜车灯移动的长安大街，我忽然感觉北京就像一个放大无数倍的大眷村。
姚谦，音乐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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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36 发
txt 小＿说天＋堂
作者周耀辉
（《一个身体》系列）
一根头发究竟有多重？
每次我看见头发随着剪刀一撮一撮地掉在地上，散开来散开来，其实就是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绽放了，然后我就肯定，一根头发的轻重有如一根花蕊。
我拿着扫把把刚刚离开的客人留给我的头发慢慢扫走，扬起了一些香气。刚才这个女生的头发真细。
你在跳舞啊。
我从我的花香之中抬起头来，是小玥。对，她约了我这个时间来剪发。我在跳舞吗？我顺势看了一眼发廊到处挂着的镜子，到处都是我和扫把，果然像是一对舞伴，我明白这透露了我的寂寞。
把死物亲近得像人，不是寂寞，是什么？
诡异的是，当小玥躺在我面前，头对着我的肚子而垂在白白的瓷盘上的时候，我居然觉得是我的玩物。
我用暖水冲洗着小玥的头发，然后是洗发乳，然后是我用十根指头抚摸着她的头发，冒起来的泡沫像是我替她戴上的一顶帽，纱做的。
我们的头发，一生当中，究竟让多少人接触过了。
我想起第一次接触小玥的头发，是中学刚毕业的时候，是好同学好姐妹了，她叫我帮她染了一头的绿。为什么是绿？我问她。她答，因为你喜欢绿啊。
然后，她帮我染了一头的红，因为她喜欢红。我们还在红红绿绿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