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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丑恶，也早一步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摇滚乐带来的不只有感官高潮，还有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没有人再去听那些无病呻吟的港台流行乐，也没有人再去信那些虚伪的主流教条，大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与哲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方式。
红旗大街，石家庄最知名的高校区，也是省城最知名的夜市，这地方只有一样商品与我有关，就是打口唱片。作为最后一代打口青年，卡带、cd、音像店、地下演出、摇滚杂志几乎占据了我全部课余时间和全部零花钱。那个时候的师大，整届中文系也不见得有五个人知道大卫·鲍伊，更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残破的卡带和光盘。
当年石家庄有三处著名的打口店，分别是倚梦、极端音乐以及金旋律。我对倚梦的感情很深，不光因为这个店在师大旁边，也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在货架上摆打口唱片。倚梦店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也是个人见人爱的个小帅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递一支烟笑着打招呼。他蹲在地上，拧开功放，陪我一起聆听tiamat的专辑，曲酣，指着窗外的雾霾天说：“你看，这种天儿配上这种音乐，多带劲儿！”
可惜，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小尾巴。2004年始，铺天盖地的mp3蠢蠢欲动，喜爱音乐的青年有了更多获取国外音乐的渠道。很快，倚梦开始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金旋律也摆上了空白盘和刻录机，卡带、cd彻底被淘汰，我们亲眼目睹了唱片工业的陨落。
因为品味的独特，我在学校的朋友不多，基本都是通过摇滚乐小圈子认识的，分散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班级。那几年，我一直扮演着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穿着重金属的t恤戴着耳钉四处奔走，在校园二手市场摆摊卖打口带，在社团报纸写有关摇滚乐的文章，在其它学院宿舍发放摇滚杂志，甚至和朋友一起接受学校电台专访，用公共平台向全校师生播放metallica和pink floyd的歌。但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徒劳，没有人响应我们，反倒是我们参与编辑的报纸停了刊。
我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传播摇滚乐，是学院的送老生晚会。当时我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到舞台中央，低着脑袋演唱一首改编自鲍勃·迪伦的民谣，台下小马扎上坐着数百名大一新生，远处角落围着数十名大三大四的老生，他们一个个地盯着我，等着我出洋相。我唱到一半，台下开始“嗡嗡”作响，显然大家不喜欢这歌，也不喜欢我，他们多么希望我演唱的是乌龙节目表上的那首《同桌的你》。
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我在机房观看晚会录像，发现自己在台上傻得不能再傻了，灯光把我的脸照得跟失去亲人一样，脸上腿上的大肉随着和弦上下抖动，活脱一胖乞丐民谣。我不忍心再看，走到楼道默默点燃一支烟，心想这他妈是何苦呢，将来我要是成了伟人，这段录像还不得传疯了啊。人都是这样，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审视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丑态，而在外人眼里，摇滚乐又何尝不是丑陋的音乐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快乐都拿出来与人分享。
我放弃了召集者的角色，伴随着无尽的失落，这份失落远胜当初那个中文系姑娘对我的遗弃。因为在我看来，别人的否定远没有自我质疑来得可怕，当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理解与尊重，也就是孤独到了最深处的时候。我归还朋友的吉他，扔掉床头的摇滚杂志，重新回到图书馆三楼，整整一年趴在厚厚的书籍上睡觉，等待着这一切的最终落幕。
2005年冬，民族学院的回族学生手持棍棒冲出校门，光天化日打砸高教市场里的平民超市，蓝色碎玻璃和白色运动鞋散落在街边，无一人敢去打扫。2006年秋，红旗大街夜市上发生群殴，十几个设计学院的男生追打一名校外摊贩，板砖泡着鲜血静静躺在路人的脚下。2007年春，北宿舍一名女生从六楼飞下，原因是保研未果。同一天，河北科技大学也有一名女生轻生，原因是相恋四年的男友把她玩腻了。2009年夏，音乐学院晚会舞台上演真实版“王子复仇记”，女演员谢幕时被上台献花的男生一刀刺死。
现实生活远没有摇滚乐真诚，却远比摇滚乐残酷。
大四，是就业的年份，已没有什么课可上，少数与老师关系好的学生获得保送，大多数学生自己制作简历在招聘会上投递。我得到一家广告公司青睐，成为班上首批签约工作的人，吓了所有人一跳。他们眼里，我就是个不务正业逃课玩摇滚的败类，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出息，更不可能走在他们前面。我搬出学校，去槐安路一处公寓租住，离校前，召来所有同窗，打开自己收藏的那一箱子打口唱片，说：“要毕业了，没什么送给大家的，大家认识我也就是从这些东西开始的，随便拿吧，喜欢哪张就拿哪张。”半小时后，箱子空掉，我的青春正式宣告结束。
我最后一次停在舞蹈系练功房后，透过灯火向内望去，女孩子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紧身衣扎着统一的马尾辫子，旋转着，跳跃着，细长的手指划破飘舞的光线，绽放的睫毛挑动流动的琴声，像一群恸哭不止的精灵。离开练功房，我的美好蜕变为邪恶，眼前师大的孩子们，他们将来会做骗子会做走狗会融入各种潜规则，他们会变成形形色色的坏人，因为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
5、没有母校的人
昔日的大学同窗，如今从事了各行各业，靠祖上关系进事业单位的，回老家做人民教师的，在私企公司做小主管的，开网店搞创业的，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男人们开始发福，女人们开始变形，有房的结婚，没房的也要结婚，接着为孩子的户口发愁，为事业的出路焦虑，为爱人的不忠愤怒，为亲人的逝去伤神，有些人在股票大盘前手舞足蹈，有些人万念俱灰站到了天桥边缘。仅仅十年前，他们都是那个跟着家人踏进师大校门的一脸羞涩的孩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男人如何才算成功，男人们向往妻妾成群车库并排随从遍地，是钱，是地位，是声名，那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声名以后呢？人生是不是只剩下了吃喝玩乐或者说人生本来就是吃喝玩乐。当年在一起玩摇滚的美术学院的小哥们儿毕业后丢掉画板剪掉长发在高教区支摊卖起女装，不出两年就开了分店，三年后更是买到曾经梦寐以求的天价限量版电琴，可他还会弹吗，还有时间弹吗，他会不会摆出一副恶心样子直接告诉别人他买这把琴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能力买到。中文系的贫困生小高，毕业后选择去遥远的塞北教学，选择塞北，不是因为那里的马奶酒和烤羊肉，是与世隔绝的环境，他期望着坝上的清风能一点点洗去他往日的耻辱与伤痛。五年后，他洗完了，吃胖了，用公积金买到当地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随后跑到北京，告诉我他受够了那个地方，他想去大城市发展，他甘愿为此辞去教师的工作、卖掉新买的房子，只要能走出那片草原。
2010年，我在通州遇到两个八十年代末出生的男孩子，其中一人是我同学所在公司的少东家，也是他的直属上司。这些人在我的住处冲我显摆他们的奥迪车，显摆他们的漂亮女友，显摆他们能够熟练演唱周传雄的歌熟练偷取qq农场的蔬菜。但他们不知道姜文是谁，更别提梁实秋、黑泽明、巴菲特、史蒂芬·霍金、米兰·昆德拉这些浮云般的名讳，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2011年，我回到师大，那里盘给了其他学校，图书馆、文学院的牌子都没了，传播学院看起来也更加陈旧。我们当年入住的宿舍区，被当地政府收回后变成了鬼城，门窗生锈，灯柱破裂，杂草丛生，纸屑遍地，长长的树荫下，只有我一个人慢慢走着，我努力幻想着这里曾有过的无数的年轻的嘈杂的灵魂，却不过是一段与这里相似的凋零的往事。回京火车上，我对朋友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到60岁还能拥有母校和青春印象，河北师大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有了。”事实上，我的小学校址、中学校址也都不存在了，我和这个时代众多城乡接合部的孩子一样，正式成为“没有母校的人”。
2012年，我破例第一次参加师大老同学的聚会，也最后一次失望，在场所有人的言谈举止尽是阿谀与势利，市井之态远超我的想象。讽刺的是，他们也指责我变了，说我变得世故、变得冷漠、变得虚伪。我告诉他们，我真实过，只是他们忘了。那天的酒刚喝到一半我就提前离开了酒店，独自一人去逛后海。前井胡同的尽头，我邂逅一双黄绿相间的袜子，我盯了它很久很久，离开时又情不自禁地哭了，它如此眼熟，我竟想不起谁曾经穿过，是男生还是女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他们穿着这双鲜艳的袜子在风中游走，像团燃烧殆尽的火焰。
2013年平安夜，我终于梦到了那个中文系姑娘。她远远站在舞蹈系练功房后等我，依旧那么年轻，依旧那么漂亮，我笑着走过去，告诉她我愿意做她的朋友，她也笑起来，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去北京，她说为什么，我说也许那里有特别的东西，我会在那里租房，在那里工作，甚至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我会忘了她，忘了师大，忘了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因为缘分是有尽头的。
（送给所有河北师大西校区的老生们）
王云超，某酒企主管。@大蛋蛋的外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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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23 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
txt小＿说天＿堂
作者李娟
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可嫌弃我们大陆了，一会儿嫌乌鲁木齐太吵，一会儿嫌红墩乡太脏。一副“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的模样。抱怨完毕，换了衣服，立刻投入清理牛圈打扫鸡粪的劳动中，毫不含糊。
之后，足足有半年的时间，无论和谁聊天，她老人家总能在第三句或第四句话上成功地把话题引向台湾。
如果对方说：某店的某道菜不错。
她立刻说：嗨！台湾的什么什么那才叫好吃呢！
接下来，从台湾小吃说到环岛七日游。
对方：好久没下雨了。
她：台湾天天下雨！
接下来，从台湾的雨说到环岛七日游。
对方：这两天感冒了。
她：我也不舒服，从台湾回来，累得躺了好几天。
接下来，环岛七日游。
问题是她整天生活在红墩乡这样的地方，整天打交道的都是本分的农民，人家一辈子顶多去过乌鲁木齐。你却和他谈台湾，你什么意思？
好在对方是本分的农民，碰到我妈这号人，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