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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知道，我的理想就是：只要和音乐没有关系，做什么都好。
夏天的早晨，刚过四点天就朦朦亮了。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清风是空的，露珠是圆的，树叶是崭新的。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来自相反的方向，一夜宿醉。走进院门时，东房的大爷正好出门，他很和蔼的说：呦 晨练回来了。我回答：回来了。
二十九岁那年，我在北京。住在东城区一个大杂院的最后一进房子里。那房子有近四米高，门口是汉白玉台阶，室内大理石铺地，隔空一米的木地板。两扇木制的的门窗中间隔着一个回廊，夏天很阴凉，满屋子都是木头的霉湿味儿。像北京的很多大杂院一样，这里据说来头不小。来北京八年了，生活的高潮一个一个的来临，又一个一个的褪去，我逐渐养成了奇怪的生活方式，白天像猫一样藏在屋子里，晚上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白天树叶沙沙的响，静的让你想不通两条胡同外面就是繁忙的首都。每次出门我都会选择穿胡同能到的路线，哪怕会绕路。这个城市的白天大得无边无际，快得令人窒息。那里有做不完的事情，就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木马，一个梦还没有破碎，一百个梦就接踵而至。
几天前，我们的乐队解散了。最后一场演出在北面的一个小酒吧举行，观众不多。演出后大家围成一桌，我拿出几瓶白酒，我说：来，今天咱们不是来喝酒的，今天咱们是来喝醉的。大家喝起来，谁都不提乐队解散的事儿。那个话题不用再说了，大家都明白，这个城市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一直都在变。而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城市的街道房屋一样，一次次被拆开，又一次次被重新组装起来。
很快，大家就醉了。有人开始念叨旧事，那些心意相通的日子，郊区排练室旁的荒草地，我们心里的那个温度。有人上台疯狂弹琴唱歌，酒精让我胸口有些东西在翻腾，一切都在摇晃，我觉得我在坠向一个很深的地方。
我听见台上的人大唱：北京，你要是再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了。我想说，北京不会爱上你的，北京谁都不爱。但我说不出来，我吐了。
没到家我就下了车，吐过之后我没再喝酒，很多的茶水让我清醒了一些。回到家我也肯定睡不着，还不如走一会儿路。我沿着护城河边的小路往前走，这条小路顺着河边一直延伸，走一段转个弯就能到家。小路在这这样的早晨显得很幽长，周围有鸟在叫，我走在其中，觉得这个星球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很多事过去了也就白白过去了，天一亮这个黄金世界又会走出无数暂新的贵人，而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悲观的认识到：人生来完整，之后只是一个消散的过程，我正在消散中，而且很快。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的一天结束了。邻居们说着话打扫院子，自行车铃叮铃铃的响。我坐在沙发上发愣，一年前搬来时我仔细的布置过这里，我换了新的窗帘，新的桌子，我以为会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就这样每天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像在等什么。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一个颓唐的家伙，孤身一人，阴沉萧瑟。我想像着这个屋子曾经的主人，那个人骑马穿过京城，抖去身上的风尘，昂首在月光下驻足片刻，推开房门，家人站在回廊上等他。 我觉得很难过，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家里墙上挂着一幅我从兰州带来的挂毯，上面写着穆斯林的经训箴言：
阿丹的子孙啊
你每天得到自己的给养 你却是哀愁的
你每天减少自己的岁数 你却是狂欢的
你看昼夜怎样使新生的 化为腐朽
怎样使遥远的 缩短为临近的
太阳在升起，屋子在变亮，窗台在落灰，我睡着了。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女孩坐在一支小船上，四周淡蓝色的薄雾笼罩着我们。她坐在我前面，我看不到她的脸，我们只是很安静的坐着。我们没有划船，河水也并不流淌，可小船一直在平稳地向前，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知道我梦到的是谁，醒来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梦到她了。
我们是经过涛哥介绍认识的。涛哥是我兰州的朋友，也在北京待过。那次著名的瘟疫降临北京时，他和一个朋友去西南避疫，从此就住在那里，再没回来北京。涛哥在北京时我们经常周末一起去怀柔爬野长城，和他在一起我说话很多，我曾详细的给他虚构过我未来女朋友的形象。
去年的某天，涛哥坐在西南小镇的一家店里过下午，看见一个女孩在门口经过，女孩回头两人对视，然后就认识了。涛哥翻看女孩的相机，看到了我给他虚构过的那个未来女朋友。她站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笑得干净利落。
春天时，我们曾约在北京见面，度过了尴尬的三天。之后，联系很少。
她回的短信对我梦到她这件事不置可否。她问我近来可好，我说不太好，喝酒很多昼夜颠倒。她说不要喝太多酒，要是不舒服就去哪儿走走散散心。我说你朋友还和涛哥在西南吗，她说她们还在一起，一直在西南。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南看看她们吗。短信很长时间都没回，隔了一会儿她回信说，好啊！
春天时，我们走在北京酒仙桥。北京的东北角是一个迷魂阵，尽管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还是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了，又一路无话，就这么尴尬的朝前走。她比我小很多，她出生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她问我：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呢？
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清晨，我手上提着一个盒子，走在兰州的街上。街上只有早班公共电车路过时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所有清真寺的阿訇都在唤醒塔上做晨礼，唱经的声音通过唤醒塔上的扩音器，像一个忽远忽近的长音，在城市上空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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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 能帮我把这袋垃圾带下楼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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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寇
是这样的，大概一年以前，月光保险公司产品经理张亮先生如约到一户人家去推销保险。和往常一样，张亮在这户人家宽敞明亮的客厅唾沫四溅地讲了两个钟头，其间还喝了人家三杯（一次性纸杯）白开水，上了一趟人家的卫生间（没有发现年轻女主人的内衣）。有那么一两次吧，巧舌如簧的张亮差点把人家心思说活了（他自认为），可惜最后人家还是表示自己是有单位编制的人，医疗养老都有保障，也就是拒绝了。当然了，这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士不会以下逐客令的武断方式请张亮滚出他们的家，而是表示需要和其他不在场的家庭成员商量商量再给予答复。张亮显然已不是第一次遇到此类婉拒。出于报复，他提出自己能否在出门之前再使用一下他们的卫生间？（张亮个人的传统）如果这也遭到婉拒，经验丰富的张亮会描绘一番公厕距离此处的长度及自己不可能达到的速度，让文化和教养使主人无法拒绝。
这次张亮更为细致地观察了一番这个一尘不染、香气扑鼻的（与沐浴露洗发水之类有关）卫生间，然后有了两点发现：第一，浴巾的存在让他愤怒，因为张亮只有毛巾，洗脸洗澡洗屁股洗脚，偶尔还兼职抹布。不过愤怒很快就被幸灾乐祸、暗藏肺腑的狞笑及淫笑所取代。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发现：一瓶矮小的洁尔阴躲躲闪闪地藏在洗发水沐浴露等高大身躯之后。那些被病菌、腐烂和恶臭所困扰的生殖器官立即在张亮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然后顺理成章地充斥于宽敞明亮和文化教养之中。不知是因为张亮出了卫生间时的视人如生殖器官的得意神色让主家发现了什么感到不快也想报复，还是人家本就作此打算。在张亮穿好鞋跨出门槛之际，主家递来一个沉重的垃圾袋，满脸歉意地征询前者：能帮我把这袋垃圾带下楼扔了吗？
没问题，张亮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自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习雷锋的家伙，很爽快地接过了垃圾袋，并且为了表现某种与年轻和力量相关的东西，还挺了挺腰，甩了甩胳膊。然后在主家翘起一条腿（门口有一个摆放入门脏鞋的垫子，他们不忍用干净的室内拖鞋的鞋底践踏之）扶着门框、半开着门的目送下，蹬蹬蹬下楼去了。
不过，也可能是这样的：张亮愣了一下，然后腾的红了脸，用决绝的下楼动作表示，我是保险推销人员，不是倒垃圾的，我是有自尊的。或者直接用语言表示了自己遭到冒犯的愤怒，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工作。
总之，无论如何，张亮的下楼声还是蹬蹬蹬。这既是下楼的既定声响，也可以理解为与张亮的体重和下楼方式有关。不赘。
不过，我们不知道张亮有没有帮那户人家倒垃圾，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对于张亮这种人，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喜欢卖关子，认为这样才叫幽默和有趣，才能在所谓的朋友中获得发言权、神秘性及优越感。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似乎成了张亮的人生拐点，也就是说，此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故。
首先，他的父亲死了。在父亲死之前，他的母亲死得更早。也就是说，作为独生子女，张亮一下子成了孤儿。多么可怜啊。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好多了。张亮终于可以搬回家来住了，一套面积不大，但足够张亮的两居室就像传说中的海外遗产一样陡然归其所有。这么说在于几年以来，张亮父子关系恶劣。这些年来，张父对儿子的读书和工作状况一直很不满意，最初的打骂变成争吵（打不过儿子了）之后，在父亲眼中，张亮完全是变本加厉地气他。彻夜不归啦，狐朋狗友啦，朝三暮四啦（张亮带回过五个以上不同的女孩）。
有一天，张亮的某位女朋友在鸡叫头遍之际（假设在乡下），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去上厕所，然后睡眼惺忪地走错的房间，一下子钻进了父亲的被窝。要知道，现在的姑娘们热衷于裸睡，也就是说，只有在下地走动才拿来用以裹身的睡衣在进入被窝之前被抛开之后，紧贴住张父苍老脊背的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异性肉体。张父的错误在于，当他想像一个被侵犯的女人那样尖叫着爬起来以一位长辈的口吻怒斥这个尴尬的场景的时候，多年丧妻的经历让他又假装闭上了眼睛。
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他只是一动不动。张父不可能对这个走错门的姑娘（阴道里很可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