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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人说起过,十年前我们那一带有个“蝴蝶帮”,后来和另一个团伙起了冲突,老大被砍掉了一条腿,那之后“蝴蝶帮”三个字就很少被提起了。
有次我上学迟到了,老师规定上课迟到不能进教室。我扒着窗户从一年级看到六年级,每个教室都有不同的老师在讲课,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就连我们班里的同学,也突然显得那么陌生。那节课上音乐,老师的女儿夏荷在弹钢琴教大家唱歌。
夏荷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业余练钢琴,那时普通人家是买不起钢琴的,所以她上体育课时就会弹钢琴教我们唱歌。我也奇怪过为什么她上体育课时我们总是上音乐课。现在想想,老师的孩子有优越感不是空穴来风的。
我从一年级转悠到六年级,再回到我的教室窗户外,趴着窗户看她边弹琴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只能看到她长发散落的背影和逆光的白衬衫。
后来我经常找机会接近夏荷,找她玩。女生发育早,她比我高两个头,似乎也没有把我定义为一个“异性”。有一年夏天,我没有午睡就去了她家,透过窗户看到她和妈妈躺在床上,我以为她睡了,正要失望地离开,听到她对妈妈说:妈我睡不着,饿了。
她妈妈扭头问:真饿假饿?
夏荷嘻嘻一笑:假的。
她妈妈亲昵地刮刮她的鼻梁说:傻丫头……
说着,解开了自己的衬衫。我趴着窗户在外边,干热的空气在嗓子眼里打转,我咽了咽唾沫,嘴里嘀咕一句“那么大了还吃奶,不害臊”,失落地走开了。我又去找别的同学,大家都在午睡,没有人玩。我顺着阳光最毒辣的地方一直走,一万只知了憋足了劲地叫。我感觉肺像是一只将要被气炸的气球,扬起脖子大声喊:叫你妈逼啊!
后来的事情不知道了,那天我中暑了,在床上躺了很多天。
我经常和夏荷还有她的朋友们一起踢毽子,她们踢几个,我还几个。不过一会工夫我欠的个数就飙到了三位数。她们都比我高两个头,这时是可以耍赖的。夏荷帮我解围,把毽子放在我脚上,告诉我数数,数几个算几个。于是我数:一,二,三,一百,三百,一亿。
她的朋友后来都不玩了,夏荷也累了。她问:去不去上厕所?
我点头。她拉着我的手,走到厕所门口停下了,像想起什么似的指指男厕所:你得去那边。
我当时心里好失落啊,直到现在想起,还是很失落。不久之后夏荷去了外地读初中,我再也没见过她。
3
后来我也成了高年级学生。学校后边空地上,我不再只是个看客。空地后边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一米多不到两米,不是很深但坡度很陡。有次我一脚把一个男生踹下去了。看着他打着滚翻进沟里,我很想解释一句:我只是想踹你一脚,没想把你踹下去啊。
没等我说话,他就哭着走了。我站在那愣了很久。小学毕业那年,同班一个男生和我一样坐在后排,有天放学他把书本全撕成碎片扔在脚下,然后从课桌里抽出一根凳子腿塞进外套袖子里。那是后排男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动作。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了,但是我没有。2003年,我考进了一所私立学校。
那个暑假没有作业,游戏厅成了主战场。当我们在游戏厅屡战屡败时,老板免费请我们看了录像。港片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小马哥,后来偷偷学着他的样子拿着试卷点烟。
许多人和我一样荷尔蒙作祟,找不到江湖,便制造了一个校园江湖。那时我们坐的凳子的一条腿是可拆卸的,有人还在课桌里藏了啤酒瓶。初中年代的江湖大幕就此拉开。每当两个班级冲突时都特别惨烈,举起课桌对着砸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同桌很爱凑热闹,不幸的是他晕血。有次看到翻白的伤口和汩汩流出的血,直接晕在了我怀里。
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是死对头,冲突不断。有次在宿舍群殴,我追着对方班里一个人,一直到楼道拐角,我用皮带的铁钎抽在他脑袋上,他手里的半截拖把棍也砸在我脑袋上,我们都疼得呲牙咧嘴。四下一看没人,居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别打了吧。
初中生涯在一次荷尔蒙总爆发中结束。中考第一天考完,初一初二学生早已放假,食堂被一排桌子一分为二,那边是外地监考老师封卷,这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两班就打起来了,粥和菜对着泼,瓷饭盆砸在脑袋上砰砰的闷响,更像青春期的一场狂欢。
4
高中我走读,每天晚自习后骑自行车回家。回家前我们经常去锅炉房附近一个教职工厕所方便。有天正好遇见一个和我哥们郝锋有过节的外班学生,他们都在疯狂地追求同一个姑娘。男生在蹲坑,郝锋自然没放过这个机会,过去摸他的脑袋,说:怎么着,今儿赶巧遇见了,给哥几个唱首歌吧?
说着扭头问我们:你们说,唱首什么好呢?
我想我是脑子抽了,随口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吧。
男生恨恨地看着我们,腻歪半天也没唱,烨子点着根烟,我们轮着抽一根。副校长就在这时突然杀进来,大喝一声: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我们被勒令站成一排,有的皮带都没系好。副校长问蹲坑的男生:你看见他们抽烟了吗?
男生说,没看见。可怜整个过程他一直保持蹲坑的姿态。
副校长挨个问我们:抽烟了吗?
我们当然说没有。问到烨子,他说“没有”时,一团青烟从鼻孔和嘴里冒了出来。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报了班级姓名。晚上回家已经很晚了,一群人骑着自行车狂飙,我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生,她的破手机里放着周杰伦新专辑里的《牛仔很忙》:呜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了剪影……
十字路口路灯下,一群人靠着自行车在等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厕所那位。我的自行车和另外一辆自行车抡着互相砸时,前轮变了形。我骑着车子一高一低回家,又紧张又想笑。
回到家,我跟我爸说自行车撞电线杆上撞坏了。我爸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句,就出去查看。他回来的时候,坐在沙发上问:真是撞的?
我坚定地点点头。他站起来飞起一脚踹在我肚子上,冲我吼: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我?撞能撞成那样?又和谁打架了?
我被一脚从沙发处踹到了两米开外的门口,从空中一直到落地,我心里始终奇怪:怎么可能飞这么远,跟拍电视似的,难道我爸练过?
最终我爸将事件定性为“你小子毁坏国家机器”,然后买了一辆新的。但那件事在郝锋看来没完。食堂一次口角后,郝锋要去算账,由于那个男生所在的班里有几个人和我关系不错,我说那就去问问为什么。我原想到时调停一下,没承想他们又在袖子里藏了凳子腿。果然还没等我开口,这边已经抡着凳子腿上去了。对方凳子腿和甩棍手刺都拿出来了,郝锋脑袋破了口子,我的左手中指指甲盖被甩棍砸裂了。我用手摁住他头上的伤口,热乎乎的血还是像温泉一样往外冒。我不停地问:你能撑得住吗?说句话啊。
他说:我冷。
后来对方班里的朋友过来问我:你他妈怎么回事啊都带人找到我们班门口了。
我说我哪他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询问事情经过。校长对着我们咆哮“滚进来”,“滚出去”,滚得慢了就要踹屁股。离开教导处时我回头望了望四周,那么陌生。烨子拽拽我的衣服,说:不走,你还想写首诗啊。
我想起在哪看来的一个句子,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烨子认真地对我说:哥们,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成一作家。
明令禁止无效后,教职工厕所外出现了一块小黑板,上边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学校这招果然管用。郝锋出院后被开除了。临走他说,打在他头上的凳子腿是带钉子的。郝锋收拾书离开的时候正是晚读,我没有看他,摇头晃脑地大声背那个总是和“大象”混淆的单词:“e—l—e—g—a—n—t——elegant——优雅的”。
不多一会,楼下教导处传来玻璃的碎裂声,霎时整栋教学楼鸦雀无声,接着是郝锋嘶哑的吼叫,他留给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句话是:l—o—v—e——love!f—u—c—k——fuck!
高考后我和烨子进了那个躲在家里不出来的男生家。他心知肚明,示意我们出去说。烨子搂着那个男生,男生一直解释,烨子漫不经心地应答。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烨子手腕一翻,我冲上去把那个男生撂倒,烨子起脚就冲着男生脑袋猛跺,像是在踩一个毛绒玩具的头。
烨子跑了,我被叫到派出所。
5
高考后没有报志愿,几城漂泊,参加工作,半死不活上班去,灰头土脸回家来。生活这个坟头始终没能冒烟。在北京有天凌晨和朋友们从酒吧出来,路过斜街吃夜宵时,旁边坐了三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几岁,外国人。斜街离三里屯使馆区不远,估计是酒吧喝多了被带出来的。几个人轮流灌她喝酒,嘴里说着中文夹杂着“wc”“make love”之类常用英语词组。我们吃完走时,我走过去用英语跟女孩说“原来你在这,找你很久了,再不回家家里人会担心的”,我只能尽量装得专业一点,骗过那几个人没问题。他们警觉地看着我们,他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六个,最终女孩站起来,我说“不跟你朋友道个别吗”。我印象中电影里是这么演的,但愿没有演穿帮。我们送女孩到东直门外能打到车的地方,女孩子招手叫了出租车,临走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那个记不住的单词。e—l—e—g—a—n—t——elegant。
还有一次路过东城一个胡同,路边几个男学生围着一个低着头的男学生推搡。我转过胡同口之后下意识停下来,点着根烟,听他们说什么。被围着的男生在哭,为首的学生操着一口京片子夹杂京骂,开始介绍自己叔叔是干什么的,舅舅是干什么的,七大姑八大姨干什么的。我踩灭地上第三个烟头,还没有听到总结性发言或实质性的举措,站起身走了。加缪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我们都是幸运的人。
春节回家,郝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国道上狂飙,风呛得我睁不开眼,他从后视镜里看见,笑着说:这有什么,前几年我经常偷上高速和宝马飙车,现在老婆孩子都有了,不敢了。
猎猎的风抽打着我的脸,我看着他安静的脸侧,在想是不是每个男孩子都会这样成长。或者,有没有别的可能。曾经我们都认为“敢”才算长大,最后我们又都在“不敢”中真正长大。
对了,郝锋如愿成了“郝帅的爸爸”。
6
再后来生活非但没有冒烟,反而长了草。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努力积攒能量,再被消磨殆尽,而你所能决定的仅仅是让它怎样归于平淡。就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