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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带我坐一坐。当我四处观望，对未来充满期待之时，刘军突然把我往前面一拽，一辆载着两节半人高箱子的叉车从我身旁猛然驶过，顿时吓得我心脏乱跳。刘军破口大骂：“屌人，开车不长眼，老子去投诉你！”而开叉车的员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理都懒得理，纯熟地卸下货，把车开走了。
刘军告诉我，去年一个叉车卸货时，因为前面货箱太高，疏忽的司机竟然将一个年轻的员工给活活挤死了。死亡员工的家属来公司闹事，当事员工、组长、课长全部被开除，副总记一大过，取消当年年终奖和绩效奖。最终处理结果是，赔偿20万，公司在出事地点祭魂，在出事地点搭了一个台子，白布遮顶，四个立柱也挂满白纱布，台子中间摆着火盆，一连烧了三天纸钱，最后才息事宁人。公司也从中吸取教训，开叉车的员工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取得内部驾驶执照才能上车操作。对于刚才的惊险，如果刘军带我去投诉，那个傲慢的员工是再也不能去开叉车了，而且很有可能被开除，失掉工作。
领队带着我们进入宿舍区，八人间，上下铺，能洗澡，还有独立卫生间，和一个阳台。我跟刘军分到一个宿舍，我睡上铺刘军睡在我下铺，其他几个人也都是新来的。因为都是年轻人，相互介绍了一下，就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有一个叫张亮的工友，居然信基督教，和我睡在一边，头对头。我看着他把一本圣经放在铺好的床头，还拿出一个十字架挂在撑蚊帐的横杆上，就在我们头对头中间。他问我们有没有弟兄，刘军哈哈大笑说都是兄弟。
4
下午，我们就被分到了e栋手机制造处，刘军拉我去了物流组。组长跟我们讲了一下分工，主要就是将生产线上检验合格、打包好的产品用手推叉车运到物流仓库。组长对我们说，不要小瞧物流这一行，里面有很多学问，e栋厂长以前就是干物流的，一步一步往上爬，九年升到副厂长，至今无人能及。刘军是厂里的老油条，他不信这一套，因为那时是公司创业之初，而现在，公司庞大，体系臃肿，到处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人。他教我如何打混（就是偷懒），公司向来就是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机器人用，能在这里长久呆下去的都是会打混的人。
正如刘军所言，干物流还算比较轻松，不像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天下来，全身酸软。不过流水线上的员工告诉我，他们早就习惯了，也没有那么“腰酸背痛腿抽筋”。我摇摇头，还是挺同情他们的，打死我也不去流水线当一个麻木的机器人。而我们可以在运货途中偷懒，不会有人监视你。有时候出去拉货，碰到一个下坡路，我们就踩在叉车上呼啸而过，就像踩着滑板，倍儿拉风。不忙的当儿我们还可以躲进成堆的货物中间睡觉，有的物流甚至把货物箱堆成一个围城，躲在里面抽烟打牌。当然，都是一些资深的老油条。
e栋楼里，有三个分厂：成型厂生产手机壳；烤漆厂喷涂油漆，手机壳的外装颜色就在这里决定；组装厂进行组装，打包出厂。环境最为恶劣的就是成型厂和烤漆厂，因为成型要融化塑胶粒，会散发各种化学物质，整个成型车间就是笼罩在这种气味中，使人昏昏欲睡；而烤漆厂的喷涂室里，虽然有水幕过滤装置，但调试的作业员还是置身漆雾中，他们为了方便，甚至不戴口罩，而按照正规操作，是需要戴防毒面罩的。
很显然，成型厂和烤漆厂男工比较多，而组装厂则需要大量心灵手巧的女工完成繁复精细的组装任务。宽大辽阔的组装车间，一条条生产流水线，站满了身着白色静电服的普工，大部分都是女工，仿佛置身女儿国。机器咔嚓咔嚓有规律地响着，时间间隔都是设定好的，站在流水线上必须跟上机器的节奏，否则就会导致产品积压，甚至会发生工程事故，所以员工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绝对的警惕。好几次我从组装车间经过，都禁不住绷紧神经，集中注意力，小心翼翼地走过，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被那一条条生产流水线、冰冷生硬的机器吞噬。我对这个场景记忆犹新，因为二月十五早上上班，我拖着叉车去拉货，就听到了组装厂的员工私底下在讨论昨晚发生的事：有人跳楼了。
前一天就是情人节，当天晚班，组装厂的一个女工爬上了e栋和f栋两栋楼之间的天桥，虽然只有四层楼高，但她还是当场就死亡了。而死亡原因显而易见，为情所困。男方也是组装厂的一个员工，当天晚上就被喊去协查，据说只不过是因为他忘了给女朋友买礼物。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中国上演，在深圳上演，马上就会成为过眼云烟，被人们忘却，而后又接着发生。男工后来被辞退，女方家人来收尸，带走了10万赔偿金，事情也不了了之。这是公司向来的应对手段，金钱换来沉默。整个中国，煤矿、大火、交通事故……向来如此。
5
三月十号发工资，我拿到了在f公司的第一笔工资，1980块钱。一下班，就去银行自助取款机取钱，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等了半个小时才轮到我。有的人急着给家里寄钱，有的是月光族等着花钱，还有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刷卡族。我就听到一个哥们说，他刷信用卡三个月没还，银行打电话给他父母。为了感谢孙倩和刘军对我的照顾，当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然后去ktv唱歌。
唱歌的时候，我拿着麦深情地演绎着《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后来我发现孙倩和刘军在小声地争吵着，“我不想做手术，我要把孩子生下来”“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回家领证”“我们都没钱，怎么养活孩子”“给你妈带”“她不会同意我们结婚的”……依稀能听出来他们在谈论什么，越来越觉得气氛不对，我问他们要不要唱，刘军有口无心地唱了几个，交给孙倩，孙倩闷闷不乐，没有好脸色。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很尴尬，到了十一点，我提议回厂区。刘军和孙倩让我一个人先回去，他们要商量点事。
当我走进厂区，已经十二点了，正是晚班吃饭的时候。汹涌的人群从各栋厂房涌出，奔向就近的食堂。我在人群逆流中，难以阻挡随波逐流的力量，这是我在深圳最为深刻的一点体会。在内地在北方，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匆忙，每天上班，你基本上是被奔波的人流赶着往前走，很多人都是一手拿着早点，边吃边走，绷着神经，不敢松懈。难怪有数据统计，这里的人均寿命要比内地少十年，在这里，心脏都要有异于常人的抗压能力。
而在f公司，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里，生产线的麻木无情，人群之间的冷漠，根本不需要人性化管理；少得可怜的工资更导致普工们自愿、主动加班。虽然有各种缺点，但f公司作为世界500强，工资按时发放，加班工资1。5倍，节假日2…3倍，医疗养老工伤保险都算得清清楚楚。虽说工人们怨声载道，但在打工者遍布的深圳，甚至广东，声望还是要好于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小公司，家庭作坊。像刘军，以前在这里打了两年工，后来又去东莞、珠三角，发现还是f公司好，不会拖欠工资，包吃包住，每个月挣的钱除了自己花销，还能寄点回家。
当然，拥有二十万员工的f公司也容易吸引外界的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来各种猜测、质疑和诘问。于是危机处理团队应运而生，新闻发言人，法律援助，政府公关……它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f公司总裁有句名言，独裁造就效率。他的军事化管理手段也必然导致内部的各种矛盾，而底层的员工就是被压榨的羔羊，大多数都是沉默的羔羊。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被一路走回来的沉闷搅扰得睡不着觉。刘军一直没有回来，我猜想他们又去开房了，但又隐隐为他们的争吵感到担心。果然第二天，流言四处传播，说是发工资的当晚有两个人跳楼自杀了。我还没起床，晚班回来的工友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刘军和孙倩，赶紧给刘军打电话，电话不通，孙倩也是关机，顿时预感不祥。爬起床，忐忑不安，也没有胃口吃早饭，赶紧赶到e栋厂房。因为还没有交接班，工友都说没有看见刘军，我的心像热锅上的蚂蚁。
刘军和孙倩是我来深圳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刚到深圳就是孙倩帮助了我，工作上也是刘军带着我学会使用叉车，登记物料，识别各种产品，仓库管理等等事务。没有他们，我在深圳将是无依无靠，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流落街头，他们也把我当做真正的朋友，但昨晚的事，他们不和我说，我真的很生气，很痛心。
我并没有放弃寻找刘军，心里暗暗为他们祈祷，希望跳楼的两个人不是他们。我想到去物料仓看看，翻上一个个物料箱，大多都是昨晚堆好的，等待白班出厂。当我搬开在仓库角落的一堆货物时，终于发现了刘军，他正在里面睡得死气沉沉。我赶紧摇醒他，问他孙倩在哪。刘军睡眼惺忪地说，在宿舍吧。我告诉他昨晚又有人跳楼了，他一下子跳起来，赶紧给孙倩打电话，这回她接了，已经上班了，在厂房里，我们俩顿时大松一口气。
后来刘军告诉我，孙倩意外怀孕，他带她去做了人流手术。这种事在年轻的打工者身上很常见，而且厂区周围到处都是无痛人流的广告，那些传单都发到了厂区大门口，连平时作威作福、狗仗人势的保安们都无可奈何。走在拥挤的上下班人群中，你总能看到一两个大肚子的年轻女工，在那些稚幼的脸庞上，能看到冲动留下的悔恨和忧虑。
那两个在同一天晚上跳楼自杀的员工并不是在同一栋楼上，调查显示他们之间也是毫无关系。但这次自杀事件很显然不能瞒天过海，况且在这么多人的一个厂区，外界很快就知道了事件的细节。一个是因为赌博，欠债累累，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能弥补天大的漏洞，不堪压力选择一死了之；另一个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毅然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前已经讲过，以前自杀的员工都能获得10万元的经济补偿，以此换取他们家人的沉默，这位员工的遗书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深圳的基本工资是960元，而底层员工，通过超负荷的加班，每个月最多也只能拿到2000元。所以他选择自杀，通过死给家里留下5年甚至更久才能得到的巨款。这一恶果可能导致更多员工效仿，最后，公司经过曲折强大的公关，才将事件在一个星期内压了下去。二十万左右的员工，依然忙忙碌碌地工作着，生活着，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赶向前……
（未完待续……）
（本文为作者根据自己真实经历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破罐，诗人。微博id：@破罐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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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2 出深圳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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