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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喝得不亦乐乎。
那时，感觉口感还不错，和平常买的啤酒稍有区别，还在班里跟同学炫耀：“我喝过三鞭啤酒，你肯定没喝过。”长大后，那个悔啊。老爸还自诩文化人，怎么就不拦着我呢，让我喝了那么多壮阳酒。
难怪我长大后，嗓音变得雌雄莫辨，偶尔在电话里，人家还以为是男的。幸好，除了声音外，别的男性特征在我身上尚未发现。
7、
学校发下来一张表格，让大家填“我的理想”。我挺纠结的，不知填什么，不是没理想，而是我的理想相当泛滥。
起先觉得当主席、当总理挺光荣的，跟我哥说：“将来我们一个当主席一个当总理吧。”我哥说：“好啊好啊，我当总理，你做主席。”我想，凭什么你当总理啊，我也要当，你只能做主席。两人打了一架，结果我输了，哭着把总理的宝座让给了他。
填表格时，我爸说不能填主席，也不能填总理，要填点实际的。我认真地想了想，这个志向并非难以实现，将来等我有了孩子，直接起名叫“某总理”“某主席”，户口本一登，白纸黑字，谁敢说不是。爸爸说：“学科学，学文化，首先，你应该争取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点头，填上“科学家”。我爸又说：“你数学好，考试都是100分，将来可以做一名数学家。”我又点头，在“科学家”后面填上“数学家”。我说：“我语文也不错，我想当语文家。”正要填上，我爸皱眉说：“不对，得说是‘文学家’。”
最后，我的理想是：文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其实我还想多填几个家的，表格不够宽，只好作罢。表格交上去后，发现同学们有的填医生，有的填解放军，还有的填警察叔叔，只有我填了一堆“家”，像是过家家。其实，我是很认真的。真心以为，长大后，必然能成为一代大家，不论是科学家、数学家，还是文学家。我还听说，北大、清华是最好的大学，就经常想，将来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
长大后才明白，是我想太多了。
本文选自扣扣小妖新书《回不去的小时候》。
扣扣小妖，作家、编剧。微博id：@扣扣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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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1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txt？小？说？天堂
作者邓安庆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个城市换成另一个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了。”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过，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个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这么隆重给我办这么热闹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个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个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身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了。我妈妈六十了。我爸爸六十一了。哥哥如今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了，也跟生意伙伴闹僵了，现在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半个月。当我人生走进了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那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好了。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的前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2013年10月2日
邓安庆，作家。微博id：@浮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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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2 我想笑着说说三小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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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k拉
我小的时候，对脏话的词汇量掌握，远胜过同龄的孩子，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她是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疯子。
外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附近的马路边，对着来往的车辆咒骂。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眼里，她只是一个奇怪的老太太，一个仿佛在路边自言自语的老太太，因为她骂街的声音不算大，而且带着方言，若不仔细去听，确实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我那时候比较小，有时候会把那些听不明白的内容挑出来问我妈。
我记得我问我妈，外婆说的“糖包子”是什么意思？
我妈说，不是“糖包子”，是“搪炮子子”，就是挨枪子的意思。
我问我妈，什么叫“狗日的”？
我妈说，这是说，这个人很讨厌，就像狗像当年侵华的日本人一样。
我又问我妈，那什么叫“骚婊子”呢？
然后我妈就发火了，她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以后这种话，一个字都不准说。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骨子里勤学好问的品质，很可能就是那次被她摧毁的。虽然我妈坚持认为，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过。
外婆年轻时，家里很有钱，她是她生活那个小镇里，最富裕人家的三小姐。外婆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人，因为我外婆读的不是乡间的私塾，而是洋学堂。
我妈说，我外婆还是小镇里第一个坐着小轿车出嫁的姑娘。我想象过这个画面，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外婆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我外婆还留着披肩的长发，坐在老式的汽车里，从完全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人群里开过。我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围观镇民充满羡慕嫉妒的议论声，江家三小姐的婚礼，注定在当地是一场最吸引眼球的盛事。
外婆清醒的时候，我和她聊过她家当年的财产，我问她：“外婆，听说你家当时开了不少家商店，什么绸缎庄、干货店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田产，是不是真的？”
外婆当时白了我一眼，然后没好气地说：“这关你什么事？”
我知道这是不关我什么事情，因为那些在解放初期就被政府充公，被贫下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