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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大了：北方农村在红白喜事等大型仪式上主持流程和一切事务的人，很多时候也是村中族里的长老）。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提了。刘五洲说：“不管给谁治病，多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回北京继续打工，尽量多挣钱；把哥哥托付给街坊之后，洒泪而别，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车，刘五洲就贼忒忒地打听变戏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师父，好拜师学艺。（这部分是村里人编的，作者注。）中间过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乡可是眼看着刘五洲的手艺一天天地见长。
刘五洲在店里或宿舍，得闲时总会练上两手。猜豆子，掌心点火，变金鱼、变鸽子、变白兔，刘五洲都练过。但他练得最多的、每天必练的就是隔空抓纸团。说“隔空”不太恰当，应该说是“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写着“生”字的纸团来。他的手快极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适的东西变没，或变到一丈远处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没有人敢跟他玩儿牌——玩儿过几次，简直没法玩儿，别人手里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经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么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刘五洲名曰打工，实际上是出来练就一身绝艺，好回去应对人生最大的一场决战。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经没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别说抓阄，这时候就是给他一把左轮让他玩俄罗斯轮盘，恐怕都要第六轮才能杀死他了。
“后来呢？”我剥着毛豆，小胖子喝着啤酒。
“后来，他回家了。我是没赶上，是再后来家里人给我讲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对着月亮长出了一口气，“他输了。”
抓阄那天，刘家大门没关，可能是故意开着的。敞开的大门内，像一个固定的长镜头，两人冲着一个褐色的瓦罐，对坐无言。门外的人们小声议论着：“刘五洲会输吗？”“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只要刘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赢！”“胡扯，刘五洲能隔着罐子换纸条，说不定两个都是死。”“那要是让他先抓呢？”“那就是两个生呗，傻×；。”“别吵，看着！”
刘五洲开口道：
“哥，谁先来？”
刘四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先来吧，”他说，声音轻得像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刘五洲面无表情，把手张开，手心向下盖在罐子口上，虚一握拳。
接着，他摊开手掌，纸团已经在手心里了。门外响起一片极复杂的嘈杂的人声。
刘四海长叹一声：“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扫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厉害。”
说完，他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大门抬了抬手，转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岁。
刘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输了。”
刘四海背着手，站在堂屋的门槛上，慢慢回过头。正午的阳光下，刘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举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一个大字——“死”。
小胖子讲到此处，摇头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酒，说：“后来，还没等到卖房子，刘五洲就死了。他那个病来得真快，在井边提水，摇着摇着，往后一倒，就没了。”
我活了几十年（并不老，作者注），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年轻的死亡。虽然不是什么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冲击得我连毛豆都不会剥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双手扶膝，摇头喟叹。一边摇头，脑海中一边渐渐现出一个巨大的“死”字，清晰无比。慢慢摇了一会儿头，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脑袋逐渐清醒起来。这并非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个不太熟的年轻人病死了。而且在这顿饭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只要抱着听八卦的心态去听这件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听八卦——我正在这样开导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来：
“想不到他练了这么久，在店里、在宿舍里，包括在您面前卖弄那么多回，没有一次失手，就这一次败了。”他边喝边叹，“这就是命吧！”
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是命”以及“这是不是命”这两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我夹起一筷子豆腐丝嚼了起来。
“小子，你觉得刘五洲是失手了吗？”我边嚼边问。
“是啊，虽然我不会变，但是我也知道，这东西全凭手快。一快起来，难免有个错漏嘛。”小胖子说。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说完，我留下五十块钱，背着手走了。一边走，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蹒跚，老得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老得足以让刘五洲那么大的孩子给我起一个“扶膝氏”之类的外号，或是叫我一声“叔”，我也不生气。
本文选自囧叔新书《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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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53 在别处症候群
t，xt，小，说，天，堂
作者姬霄
我有一位朋友，年纪长我几岁，工作能力很强，在我所处行业内算是小有名气。
半年前他辞了职，再之后都在家中赋闲，每天喝茶写字，摆弄各种爱好，至少从社交软件上看，日子过得很充实。我有次跟他聊天，问他有没有工作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绕开我的问题说着行业的问题所在，最后他说，没准换个城市心境会改变很多。
我被绕了进去，追着问，即使换了环境，这些问题不是依然还存在吗？
他答道，可是如果你的心态变了，看问题的方式也许就会有大不同。
我说，心态的改变与环境有必要联系吗？
他盯着我，直到看得我发毛才一脸肯定地说，那是当然的了。
原本这只是一次闲聊，巧的是，跟他告别两周后，相同的对白又一次发生。我公司里有位实习生试用期结束，对我说想要换一间公司。我第一反应是留住他，因为他在几位同期的实习生当中，能力算是不错的。
我问他是因为薪水的问题，还是在这里工作得不顺心？
他坦白说都不是，只是觉得自己每天做最基础的工作，一成不变的日程令他觉得浪费时间。他说，没准换间公司会见识到更多的东西。
我说，即使换一间公司，以你初入职场的能力，也一样是做同样的事情啊，何必操之过急呢。
他摇摇头说，正是因为我刚刚毕业，所以才急需多经历新鲜的环境，这样才能看到不同角度的世界，才称得上完整的人生。
听到这里，我哑口无言，只好在他的辞职函上签字。
如果说我那位朋友还没有将话点透，实习生的道理则让我切切实实无从反驳。换作我是他的年龄，大概想破头也讲不出这样角度刁钻的观点。我不禁沉思，在大部分人眼中，视界狭窄就代表着见识浅、能力低，沦为弱势群体的想法根深蒂固，而经历不同环境所带来的阅历上的“充电”是正常，且理所应当的。然而，在这个逻辑关系里，人们似乎都刻意在着重“经历”的获取，而忽略了阅历并非只要经历过就会拥有这件事。
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从台北寄来明信片，正面是雄伟的一零一大厦，背面却只潦草写着，不多说了，在赶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去机场接她，问到台北的感受如何，她带着一脸倦容说，人太多，行程又紧张，很多景点都只是走马观花，照片都没拍几张。实在难以描述在她语气中的失落，有不甘，有无奈，更多的是累。
你看，明明是去度假，却让自己累成了一匹马。在此之前，她何尝不是抱着摆脱都市生活躲到远方旅行，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想法，然而这种急匆匆的经历，除了满心的疲累，我实在想不出可以有什么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