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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纯属胡扯，但也不赖他，是我多余问。菜单上印了，客人一点，服务员就给上，谁管你点的是哪个省的面？
彼时我还没到过山西，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山西人。看他随风就倒的身板，跟我印象中的山西人很不同。关老爷是山西人，惯使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这小子都未准有关王刀沉。我记得吕布、张辽、徐晃也是山西人，什么李牧卫青霍去病，重耳廉颇蔺相如，反正山西汉子不应该是这个款式的。观其体貌，大抵与隋唐的侯君集相仿，但侯君集是陕西人。
于是有天去吃面时，我看左右无人，就问他是哪里人。没想到几天没见，这小子学会了一口像模像样的普通话。“我真是山西人， ”他答道，“但是他们都不是。老板也不是！”说完，他一龇牙，飞也似的溜走了。“妈的，老子还没点完呢！”我拍桌道。
一来二去，我跟这孩子熟识起来。我去得晚，几乎总是最后一位客人，服务员大多没什么事干。他也爱说话，更爱笑。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可乐的话，他就乐得拍桌顿足，还建议我去面试德云社。但他平时又总是一脸阴郁，只有跟他说话才能让他乐，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太有工夫跟他聊天。他干活极有效率，且条理分明、前后有序，从不出错，所以总有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聊天。主要是跟我，还有几个常来的老大爷（我可不是老大爷，作者注）。
我跟他说：“你这跑堂的这么爱聊，活脱就是一位古人啊。”他问什么古人，我说：“此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活了几千岁，在很多朝的史书里都有记载。”他急了，问我是什么名人，我就告诉他：“你听过评书吧，几乎每部评书里都有个叫画眉刘三儿的。”——其实我也是闲的没事儿瞎扯，没想到这孩子大笑起来，笑了半晌，又缓了半晌，才咧着嘴道：“叔，我不叫刘三儿，不过我还真姓刘，哈哈哈哈，而且名字里还真有个数，哈哈哈哈——叔，我叫刘五洲！”
我张着嘴，瞪着眼，发了半天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笑什么啊有那么可笑吗”，又想说“你行五吗”，又想说“快去给我端面”，最后捋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须，喝道：“谁他妈是你叔啊？”只见刘五洲耸肩一乐，颠儿颠儿地跑去端面了。
我跟刘五洲谈不上交情，顶多就是我这人比较好接触，他又好聊天儿。聊也是我主讲，他负责听，拍巴掌，乐，等等。大概是作为我表演了这么多娱乐项目的回报吧。有一天晚上，刘五洲给我表演了他的绝技，把我惊了个魂飞天外。当时大厅一半的灯都关了，厨子也下班了，只剩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女的在收银台玩手机；男的就是刘五洲，他坐在我旁边，听我讲古。平时他是断然不敢坐的，这天大概是累了，加上也没有别的客人和店领导在。
“叔，我给你看个好玩儿的。”他说着，拿出两个接面汤用的塑料杯子。我并没看见他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杯子。接着他又拿出两个，极熟练地扣在桌上，摆成一排。
“干什么，变戏法吗？”我嚼着花生米，斜眼看他。
“嗯嗯！”他使劲点头，坐得倍儿直，活像一只兴奋的旱獭。
“好，变吧。”我其实有点儿困，讲故事讲得也累了，不过看他这样子，实在不忍拂逆。
只见刘五洲龇牙一乐，十指张开，哗啦哗啦把杯子在桌上彼此换了几十次位置。末了，他抬头问我：“叔，您猜，哪个里面没有花生？”
我差点儿乐了：“你变这个，得先往里放一个好吗？”我说完，捏起一个花生放在桌上。
刘五洲说：“不用，叔，我放了，您就猜吧。”我说：“那也没有猜哪个里头是空的啊，人家都是猜哪个里面有。”刘五洲又乐了，说：“那有什么意思？您就猜吧。”我看看他那摩拳擦掌的样子，摇摇头，掀起一个杯子。
里面有一粒花生米。
这么准？我又掀起一个。里面也有一粒花生米。刘五洲把另外两个掀开，也各有一粒。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整整齐齐地放了四粒花生米进去。他拂去三颗，只留一颗，又“啪啪啪”地换了数次杯子的位置。
他的手太慢了，连我这外行都能跟得上。我指了指留有花生的那个杯子。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里面没有花生的心理准备，毕竟你跟特地学过两手戏法的人没有理说。但杯子掀开，里面空空如也，我还是吃了一惊。刘五洲笑眯眯地把干瘦的小拳头伸到我面前，霍地张开，里面握着一粒花生。
我哑然，呆了一会儿，靠在靠背上摇头笑起来：“刘三儿，你真不得了。”我一直叫他刘三儿。我知道，他变这一手就是等我这句夸。毕竟这也不算什么“真不得了”的戏法。
刘五洲眯起眼睛笑道：“叔，您夸我了。嘿嘿。”
然后他朝我嘴边伸出手，三指一捻，冒出一根烟来。我瞪着眼，迷迷糊糊地叼上了，他那只手“啪”地打了个响指，食指冒出蓝幽幽的火苗来，给我点上了烟。我吸了一口，向天吐出，问他：“哪学的？”
“火车站、批发市场、立交桥底下，好多地方有人教。”他说，“给钱就能学，包教包会。剩下的，就靠练了。”
“怎么变的？给我讲讲。”
“那可不行。”他嘿嘿笑起来，“这规矩您还不懂吗，叔？”
他一口一个“叔”，叫得我十分想劈面给他一鞋底。
“那倒也是。”我说，“你学这个干吗？将来准备摆地摊还是上春晚啊？”
刘五洲摇了摇头，把桌面上一个扣着的杯子移到桌边，哗啦一翻，口朝上立在桌上。里面一杯清水，多少有一些洒在桌上。
比起变花生，这可有点邪乎了。
“叔，我跟你说吧，”他又唰地翻起一个杯子，“这没什么新鲜的，全凭手快。我学这个，也不为摆摊，也不为上春晚。我只为打赌。”
他说着，把手里的杯子推给我。一股酒味儿飘出来。
“打赌？什么赌？”
“人命关天的赌。”他说着，端起杯来喝了一大口，接着像只沮丧的狗一样吐了半天舌头，“我跟我哥打了一场赌。赌得是抓阄。这场赌太大了，我必须赢。”
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想说抓阄的内容。其实我大致想得到：乡下孩子，无外乎争家产。
“那，赌得赢吗，现在？”我问。
刘五洲没说话。他把左手张开，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个不休。看着看着，手心多出个纸团。再一翻，又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又一翻，没了。再一翻，出来三个。最后一共出来四个，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见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着头，“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问到底赌了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其实并不算很熟。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刘五洲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气顿生，仰头挺胸道：“没啥，叔，我能赢！”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举了举杯，喝了一口。还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个尿去。”他说。
之后有一个月我没见着他。问店里的小姑娘，答说刘五洲病了一场，好像还住院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想，他那个身板儿，看着就像是有什么病，估计是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他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店里了，只是脸色有点苍白。
“干吗去了你？”我问他。
“咳，病了，没啥事儿，叔，别担心！”
“呸，谁担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见他的面就少了，因为我来得晚，而他似乎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让人不敢往后想腊月什么样。我裹紧衣服顶风去店里吃面，看见刘五洲正在给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笼里扔，例不虚发，惊得我站在门口半天没敢进门。他看见我，咧嘴一笑：“叔，您来了，快进来，冷！”
我在常坐的桌边坐定，要了碗面。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刘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这天我给他讲了很多古人，因为我记性不好，估计有很多讲的是错的，比如我说孔融是晋国人，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增加亲切感和说服力。刘五洲捧一杯热面汤听我讲，有时大笑，但大多时候很安静。末了，他收去碗筷，给我点了根烟。
“叔啊，今天再给您变个新鲜的，好不好？”他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又不老（这是真的，作者注），我点点头。
“您先把账结了吧。”他神头鬼脑地说。我一皱眉头，摸出一张一百的给他。
“您这也太大了，叔，”他接过钱，“我给您破开。”
他把这张大钞横着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纸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后，右手捏着一捋，接着双手展开，变成了一张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