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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的是，同样是字母词，要是领导同意用的，专家就放心了，觉得没有不纯洁的问题了。保卫汉语纯洁的健将傅振国专家就说：“国家制定一个规范，比如‘x光’要保留，国家要规定保留，就可以保留字母词。”张三睡过的那叫破鞋，村长睡过的那叫女干部。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真事。有位将军找沙皇抱怨说，有位轻骑兵诱拐了他的女儿，跑到外面结了婚。沙皇宣布：“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我命令她依然是个处女。” 拿着领导的嘴当处女膜用，用心何其歹毒。
马未都先生说过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肯定不舒服。”但他没想过，外国人强加于我们一套东西，肯定不舒服。自己人强加我们一套东西，也肯定不舒服。
马先生谈古董头头是道，谈人情世故也很通达，但是一到宏大主题，就热血沸腾，嘴就容易漏风。他还写过一篇缅怀金正日的博客，说看看人家这葬礼，看看人家这领导！朝鲜人民对金正日的感情这么深沉，“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这段话倒让我想起了罗斯福的葬礼。当时也有很多美国人聚集在灵车所过之处哭泣，跟这个场景有点像。但这两个葬礼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区别：为罗斯福哭的人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扭头走开。这一区别比什么都重要，而马未都先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国家的尊严很重要，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他们的尊严更重要；文化很重要，但是生活在这个文化里的人，他们的需求更加重要。国民有选择使用nba和美职篮的自主权利，这比什么纯洁的文化都重要。太监最纯洁，从不胡思乱想，一心伺候纯洁的娘娘们，但打民国以后，他们不是就被取缔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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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3 人间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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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良
我本来应该成长为一个怨毒的人，每个怀才不遇的失败者都有资格这样做，但幸好我没有。如今已经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只能谢天谢地了，甚至谢谢所有那些无意间狠狠踩过我一脚的人。
讲个故事，有关我失败的初体验。17岁那年学校安排去太湖边写生，那是个叫杨湾的小村庄，杨湾在上海话里和“阳痿”同音，名字里带着几分不详和尴尬。我们驻扎在一个废弃的学校改成的招待所，睡得是课桌，吃得是村民大婶临时组团凑合着烧出来的盒饭，手艺粗糙但原料都是上等湖鲜，新鲜的银鱼和湖虾只当咸菜一样胡乱下饭。一大早我们就出门去湖边画画，面对湖光山色或者旧街村落画写生，每天必须完成几张水粉画和速写。晚饭后会聚在一个曾经的运动室里，把作品放在在两张残旧的乒乓桌上，由老师点评。这本来也是个挺质朴的学习程序，听上去甚至有些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但事实上这段时日是我人生里最惨烈的一段记忆，一直忘不了。
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寂寂无名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候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他血管暴露的脖子，莽撞披着，沉重地像是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台上是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敞开着衬衫的纽扣，领口处随着吞云吐雾可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死死盯着躺在那一堆画稿里的我的几个“孩子”，那几张小画儿分明在瑟瑟发抖，他缓缓伸出手，用粗壮的手指探向那一张张早先春光灿烂，如今却面如死灰的画儿，只轻轻一划，如同拂去桌上的灰尘一般的轻易，几张他看不入眼的画儿的便飞出了乒乓桌的边缘，坠向深渊，一头栽在地上，死在尘土里。然后，他坚定的大脚竟一脚踩了上去，是的，他真的踩在了那些画上。我仓皇转头，只见那画的作者我的某同学正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待再扭回头的一瞬，我的那几张小画儿，我的孩子们也正坠向万劫不复，是“万劫不复”，这个词儿并没有用得太重，我不知道如今你们读文章的人会怎么感受，那一脚对于当时的我可真是万箭穿心啊。他的脚踩中我的画儿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些阳光下曾见过的所有美好事物瞬间都黯淡了，我笔下曾经细细流淌的温情，那些慢慢在纸上堆积起来的热爱，顿时土崩瓦解一文不值。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只能忍住，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幼稚。低着头死死盯着那个踏在我心头上的脚印，眼角余光里那些画儿，那些纸片还在纷纷扬扬，我根本没有勇气再抬头。桌上最后只留下几张作品，满地断壁残垣。他走出门前吩咐了一声，桌上是谁的作品，谁自己钉在墙上。房间里一片安静，我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画，其他人也在默默收拾，几个幸运儿也如同做错了事一般悄无声息地拿起那几张无暇的作品，匆忙慌乱地钉在墙上。远处村里的土狗们突然狂吠不止。这昏黄的房间如同一座轰炸之后的城市，踯躅在废墟间的侥幸生还者，唯有以沉默面对被摧毁的一切。
从那天起，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羞辱，在记忆里的那个初春的日子，那个湖边小村的每个夜晚，我心爱的“孩子”都会在我充血的眼睛的注视下，眼睁睁被处决，无一幸免。我曾经拼命努力想证明自己，反复地撕了画画了撕，只差把心血一口喷到画上，可那只大脚没有饶恕我，从没有饶恕过我。烈日下，面对浩淼的大湖我终于一笔也画不下去了，我想到过退学，也想过要杀了那个每天折磨我的暴君，可我与日俱增的自卑越来越庞大，庞大到成为死死压住我的阴影，庞大到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墙上的画越来越多，我的心伤痕累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将全部骄傲都孤掷一处的日子里，屡战屡败的我最终只能学习去演一个冷眼旁观者，满脸不在乎的样子。
事实上不可能不在乎，那么多年过去我还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认真画画，痛恨“才华”这个和我无关的词儿，对未来的职业也充满了幻灭，在这没有刻度标准的天平上，这场我看来谁也没有资格做裁判的博弈里，我再也不愿把自己合盘托出，不敢轻易把热爱押上去。再后来，下意识开始在其他领域找寻一些自信，喜欢看书写日记，着迷电影，幻想去学导演，这些不务正业的念头，如今看来不过是个自信跌到谷底的三流少年，在内心里组织策划的一场维护尊严的反击罢了。
再次遇到这位老师，已经是我成为一个所谓“知名艺术家”之后，阔别二十多年的再见并无戏剧性，他从海外归来，我们寒暄热络和所有久别重逢的师生一般无二。说话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会掠过我的肩头，怔怔望着远方，我也想学他，但眼光始终掠不过他如今早已稀松斑白的长发。
我知道他一定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日子了。那些“杨湾”的日子，对一个少年来说太他妈残酷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来说这个故事，甚至永远不愿再提起。如今终于坦然，也许是我老了吧，变得不太计较了，愿意和这个世界和自己都保持几分清醒的距离，也或许只是搞明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这世上多的是和我一般的盘缠不够却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到处都是无趣却运转有效的规则，大部分的人都苦苦挣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你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想来想去还是要谢谢他，虽然逻辑反常，我也不是受虐狂，但还是要实话实说。真的要谢他，在我青春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纪，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怎样成为一个loser，在这个遍地悲伤loser的世界，我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个资深人士。不同的是，如今的我不再悲伤，无论成为钉在墙上供人观瞻的成功人士，或是被淘汰出局的旁观者，都泰然处之。我终于明白，一个真正成功的loser必须是不动声色的，活在世间，像个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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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4 那个谁
t，xt，小；说，天'堂
作者马一木
c： 》dir 机房》
他对着窗户哈了口气，擦了擦。窗户外，地球的一部分推送到眼前。如果不是被锁在机房，他几乎从来没看过窗外。诧异得很。
这是他第二次被锁。周六，从家里出门时他想，真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不知怎么就到了公司机房。总是这样。在电脑屏幕的闪烁中，他歪着脖子睡着了。从外面往里看，无非是电脑和电脑之间多了个杂物。被锁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在往日，现在正是他下班的时候。坐电梯从78层下楼，电梯里有10名华尔街的控制者，至少看起来那样；上天桥，入地铁；给孕妇让座，站上10站或更多；出地铁，过两个红绿灯，路边水果摊，到家。倒在床上。
“我就像一棵被砍伐的树倒在床上。每天砍伐一次。”他这样想，并为此得意了一阵，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句子。之后几年，他再也想不到一个类似的句子打发自己。
其实，我无非是个程序。想到这个，他的沮丧感攫紧了他。他管理着公司5台服务器，亿万字节。可谁在乎呢。
每天下午2点，副主管需要他把电脑连接到投影仪。这件小事简直要他的命。她总是对他吼：
“那个谁，你就不能调亮点吗？那个谁，画面往左一点。怎么搞的！往右往右。”
他尽量显得很平静，整个屋子的人都在看着他，或者说，看着一根多余的线缆。每次如此。但他知道，只有一个女孩例外。无论他抬头、低头、转身、接线，那女孩总注视着他，从桌子右侧传送过来的眼神有火山燃烧的成分，甚至右脸颊上大约8厘米的刀疤也无法抵消这部分的温暖。
c： 》cd 蜘蛛人
窗外一团影子打断了他。夕阳正处在对面88层塔楼。在夕阳和室内光线的双重描绘下，他看清了，这是一个活物。78层窗外的一个人。莫非是这个世界的一个bug？他眨了眨眼。确定了窗外正在轻微摇摆的是一个和自己同属同种的碳基类生物。
对方约莫30岁，腰间系绳，由于绳子系得很紧，肚子显得尤其大。在惯性作用下，他的肚子和脸每隔3秒轻微撞击一下窗户玻璃，直到花了些功夫控制住了局面，把长满胡子的脸贴住了玻璃。对方用拇指做了一个打火的姿势，笑着，嘴巴咧得很大。风往嘴里灌的时候，脸部肌肉看起来像有人用手指从口腔往外戳。他知道，窗外这人叫蜘蛛人，专门给摩天大楼擦玻璃。
他推开窗户。蜘蛛人声音随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