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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we’ve got fun
16、
后来我接到了苏珊娜的一个电话。那似乎是件很遥远的事了。
她让我给她去取丢在布衣柜里的一条小方领的布拉吉连衣裙。
“其实，不要也没什么关系。”她通情达理地说，“毕竟不值什么钱。但是，那种款式的衣服今年又开始流行了。另外还有一串贝壳的项链，跟裙子搭配得很好，我每次一戴上它，就感觉到了海边似的，我太喜欢那串项链了，和裙子搭配在一起，马上就能去海边度假，其实我正要去海边度假……”
说到这里她咕咕咕地笑了起来，好像某种鸟类。
在她的笑声里我想起了小光。但我没有提。在那时提起小光，是对小光的伤害，不知为何我这样觉得。
她似乎感觉到我的情绪有点不对。
“你在怪我那件事？”
“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不能怪我。为什么要怪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我遇到了那个人渣和他女朋友，又喝多了酒……”
说到这里，她犹豫了起来。毕竟，她不知道我知道多少。而且她也在考虑，把这一切告诉我——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是不是值得。
“我劝过她不要去取车，可她不听我的。车是她亲戚的，她一定要还。”
“嗯。”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空白。
“我真的打算跟她去荷兰，你明白吗？”她急切地说，“如果不是……”
我把电话挂了。
16、
然而我最后还是回去了一趟。
拿着原来的钥匙，插进锁孔，门居然一下就开了。这样也好，我本来是打算请人撬锁的。
苏珊娜的布衣柜还摆在原来的位置。不知为什么，这天看起来，这柜子显得平淡无奇。布料上落满了灰尘，黯淡的织花、灰蒙蒙的支架，只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个虚张声势的冒牌货，仅此而已。
我无数次地想过小光为什么会爱上苏珊娜，但从来想不出答案。我甚至觉得，如果去问小光，她自己也会茫然无措。也许是因为她从未遇到过苏珊娜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洋娃娃，丰满、漂亮、懂得化妆、充满了毫无责任感的女人味。也许只是她的一个动作、一个笑容打动了她，也许是当她讲着自己和前男友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里不知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心弦……但也许都不是。也许她爱的就是她那种自私自利的性格，就是那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也许她爱的，就是她从不拒绝任何人的爱……苏珊娜出现在谁的生命中，都好像是一个上天馈赠的豪华礼包，你无需打开便会对她心醉神迷……然后，理所当然地要爱她，要为她而欢欣鼓舞——而无论谁爱她，她都照单全收。
她允许小光将无穷无尽的爱投射到她身上……说到底，她也并没有做错。
我把沙发推开，沉重的沙发蹭着地板，发出刮擦的闷响。
然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淳和刘健推开他们房间的门，出现在我面前。
“你、你们！”我惊叫，“你们还没搬走！”
“没有人来赶。”王淳说，一边说一边露出他那憨厚的经典笑容，仿佛一切事情的发展都在他意料之中。
“你这是……”刘健打量着我。
我当时的形状想必很奇怪。头上戴着一顶渔夫帽，手上是橡胶的长手套，提着一只漆桶：我要把沙发后面的那面墙漆成绿色。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王淳说。
“可是没什么意义。”刘健接道，“我们也要走了。”
“怎么？去哪儿？”
“去旅游，”说到这个话题，两个人都眉飞色舞起来，“就是报纸上登过的那种，搭车去柏林，三万块走遍亚洲十八国。穷游。我们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才一直住在这里，就是为了攒钱。”
“平时在网上卖充值卡。”
“现在钱攒得差不多了。”
“你们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我又一次绝望地问道。
大概是最后一次问了，大概。
“跟你说了不是啊。”王淳用小指挠了挠头，似乎对我的怀疑颇为不满。
“老是这么解释，我们也很困扰。”
那一天，我在客厅里卖力地将墙漆成绿色，而刘健和王淳在屋里收拾东西，动静很大。直到他们背着背包出门了，我的墙还没有刷好。
这间屋子里最终只留下我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哭。我这辈子就从来没哭过。
。
VOL。174 听着听着就老了
［t。xt＾小。说。天）堂）
作者黄昱宁
是要到了地铁里的每只手机都会飘出神曲的年代，才会突然想起，以前听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轻便的事。“小时候守着电台等我最爱的歌”（when i was young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仅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词，更是穿越时空滋养了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温这首《昨日再来》，你只须轻点鼠标，打包下载，七八个中外版本信手拈来，但是你没办法复制当年国门乍开时，端坐在收音机前，被汹涌而来的新鲜潮水打湿的仪式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可以听到时髦音乐的电台节目屈指可数（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录音乐万花筒”和欧美范的“立体声之友”，这些节目的名称都像当时刚刚打进内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时装之苑”一样，带着中规中矩的时代烙印），确实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时“人民日益增长的听歌需求与落后的社会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
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强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阴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床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干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 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黄黄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团购”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前红成什么样，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设想：把韩庚、周杰伦和李宇春绑在一起打包组团，可你不能一想他们就上网搜点东西来解馋；无论是消息、歌声还是形象，你都得透过极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苹果乐园》在西藏路音乐书店开售的那一天（说来奇怪，当时并没有成熟的营销链，甚至没听过“首发”这个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早早就知道），还没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只觉得四周处处弥漫着出逃的气息，随时要溢出来。三个自行车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为代表，收齐十几份钱（两三个人匀一盒），从杨浦区双阳路一直骑到西藏路。现在想来，也只有在荷尔蒙过剩的年纪，才能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顶着西北风，轻易打发掉这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至于我这个班长，必须替他们编一个缺席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完美借口——在市重点中学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桩考验智商和刷爆rp的任务。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树上缠绕着一大卷棕色的磁带，我总觉得那是某盘质量欠佳的盒带卡在机器里，最终被愤怒的主人扯出来扔到窗外，就势挂在了树枝上。与此形成美学对称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没着一种叫“拷兄”的人——对于那些渐渐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歌迷来说，这些人既可爱又可恨。说可爱，当然是因为他们神通广大，两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带子，他们就能弄过来，用收录机转录在tdk空白带上，附一张封套的黑白复印件——它们往往模糊得令人发指，从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会觉得梅艳芳和蔡琴长得没什么区别。六十分钟的空白带要比原版母带的时间稍长，通常“拷兄”会从别的带子上扒两首歌填满那些空白，如果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买家的兴趣，就等于为下一单生意提前做了广告。说他们可恨，是因为这些拷带比音像店里的正规引进版还要贵上至少两三块，买一盒足够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学时，我既没钱也不敢跑得太远，只能听男同学们描述延安路中图公司门口和五角场这两个著名的拷带据点，他们通常添油加醋，将整个过程形容得有如地下党接头般惊心动魄。最后，在经过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们会乐意借两盘听厌的带子给我，让我回家制作“拷带的拷带”。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介质，我迷上了黄舒骏和queen。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上大学，活动范围终于突破两点一线后，很快就在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胜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