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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翻出了邮件，一页一页往前看，看他登顶的那些雪山，看他写下的所有，希望时间可以真的往前追溯，让我可以早一些碰到他。其实我也很想和他一起登上那冰冷彻骨的雪山。
有段时间会觉得自己愚蠢而矫情，我的世界似乎连白天也不再清晰。唯一一次和闺中密友说起他，她们告诉我男人在妻子怀孕期间总会特别孤独。在那以后我不再向任何人说起他，不愿以这样恶意去揣测，去形容那些洁白的雪山。
公司里架构调整，他应该在争取更大的地盘，邮件里他说自己被欲望侵蚀有时候会有点累。我不再回他的邮件。直到在微博上看到他儿子照片，那小小婴儿酣酣甜睡。那天夜里，暖气好像停了，那漫长的几小时，我经历了过什么，也许世上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无法与人言说。我知道，我该离开了。
离职那天，他送了我一本关于自由登山的书，说译者是他最尊敬的人。“他做了我做不到的事儿。十年前，是他带我第一次登上了雪山。”
他问我要不要送他一条皮带，我笑着说我可拴不住你啊。
辞职后的两年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一技之长，只有那半肚子的基础学科知识，历经了无数挫折，也终于明白独自一人在北京生存的种种艰难，但我始终没有学会半推半就接受任何心中不情愿的东西。终于明白他所说过的，那些没有将你致死的，最终会令你更坚强。后来我当了记者，时时与人对话，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只是心中依然很难平静，有时会陷入挣扎，怀疑起动机，怀疑人性是否至真至纯，直到有一天，我决定重新回到学校里重拾人类学，学问究竟有何意义？不过是更加清苦，所探究的东西如风中一粒清尘，难以触摸。但很多时候，这就是意义所在。
孤独是一种最好的交际。是弥尔顿说的。
再次收到他的消息，我已看到网上关于山难的新闻，他最敬重的那个人，长眠于在新疆一座雪山的冰缝中，我能想象到这对他的打击。十年后，他要亲自送走他。
他在电话那头说：“你来乌鲁木齐吧。”
突然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我的眼泪突然抑制不住。那本关于自由登山的书，在书架的最后一排放着，我从未真正读过，因为害怕一读就再也停不下来。
我买了去乌鲁木齐的机票，第一次有了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以为我将第一次亲眼看到雪山，可在过安检的时候，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排队的人群，看着头顶的飞机呼啸而过。夜里，我删掉了所有他发给我的邮件。也终于明白，他对我说过的，不管你去不去，山，就在那里。
此刻，他慢慢走向我，夜风一吹，酒好像醒了一些，洒水车渐渐远去，路灯下，这个世界上，仿佛只有我们。
他说：我看过你写的每一篇采访。我笑着说是吗？我好像也看过你爬过的每一座山。“是登山，不是爬山。”他拍我的脑袋纠正我，我回过头看他，心中涌起一阵暖意。暖意，让人热泪盈眶的一个词。
有没有想过去看看真正的雪山？像你这样的人，真的应该去看看。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问他。
是小姑娘，他说，也是大龄人类学女博士。
又笑了，好像又回到了那多年以前，我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枚戒指还在他手上，此刻我却并不觉得刺眼。追逐世俗幸福的五年，互相并不知晓的五年，那样的轻，好像一口气就能吹走。
他问：是不是快要毕业了？
我说：是啊，正在写毕业论文，越写越长，已经快九万字了，有时以为要结尾了，再读一遍却好像还很远。
那有了孩子是什么感觉？我问。
他说，想到这世上有一个生命，离开了你没法生存。
结婚又是什么感觉？我又问。他笑着说：你是研究人类学的博士难道会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
大概跟你写论文是一个感觉吧。他说。
那应该很幸福。我说。漫长又不知道尽头，需要不断付出的幸福。
你真这么想就好了。他说。
我抬起头看他，看到他眼睛里的血丝和眼角的皱纹，原来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如果有一天，当我们都很老了，得知最喜欢的那个人去世了，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会愣一下，然后闭上眼睛，回忆起多年前还年轻时候，阳光下，微风中，她笑得灿烂的脸。默默念一声：再见。”他说。
“我会没有遗憾，不说再见。因为此生在心中已和他共同渡过。”
道别的时候，他说：“毕业论文写完了发给我看看。”
“为什么？”
“想知道这几年，你都在想些什么。”
站在博士楼的台阶上，远远地看他那辆黑色的车远去。
我想劝他要打车回去啊不要酒后驾车这不安全，想告诉他我曾经差一点点就要去乌鲁木齐，我想告诉他那张名片依然在我的写字台前，我原以为自己有很多话要说，最终心头却似压着一座巍峨的山那般沉重，在夜色中我站了许久，最终突然哽咽，什么也说不出来。
再见。我在心里对他说。
博士论文答辩后，我一个人去了趟青海，原来高原反应没有想象中可怕。
我裹着大围巾，在湖边遥望，不远处是那被雪迹染白的山尖，那种白色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在透亮的蓝天下，单纯，洁净而没有杂质，无法触碰，纯粹无暇，只能遥远地看着。
我不曾在那雪山上留下过足迹，那山也不曾靠近我。
整整五年，我们都改变了很多，那些不变的，最终变成了山顶上一万年也不会化的白雪。我终于明白，也终于相信，这是他向我描述过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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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71 初夏的房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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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悄悄
1、
那一年春天我生活在北京。这并不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春天，不过，是在那年，我从学校宿舍搬了出来，住进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说是朋友，其实又不怎么熟。情况是这样：我搬进那套房子，是一个朋友的邀请，她告诉我说有个地方住得不错，还不用出房租，爽快地把地址给了我。我搬进去的时候，她却又搬走了，听说是找了一份新的工作，或者是别的理由，我反正是不太清楚，本来跟她就不是很熟，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无论如何，我就在那套房子里住了下来。光华里一百三十二号，光华里小区，一套顶楼的大三居。
房子很大，装修得蛮气派。这套房子的唯一问题是，住在里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屋主是谁。似乎大家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搬进来的。不用付房租，而且很自由，这样的地方可不好找。尽管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时刻都在担心着被突然出现的房东赶走，但想要省钱的心理压倒了一切，也就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
当时，那套一百多平的房子里住着五个人。两女三男。我，小光，女性，我们合住一个房间。我大四，小光似乎刚刚大学毕业，从事什么职业我是不清楚，但她不会在正常的点出去上班，经常穿着厚厚的卫衣裤在在屋里走来走去。另外三个男的，王淳和刘健住一间屋，但又好像不是同性恋。唯一会在正常的时间出去上班的是张智勇，这似乎赋予了他某种特殊的权利，得以独占那套带阳台的大主卧，我们想晾个衣服什么的，都要经过他的房间。
不过，除了长住的这几个人之外，屋里似乎总有莫名其妙的访客。有些是我们认识的人，但大部分并不认识。谁也不知道拿这些人怎么办才好：他们上门，全部的行李都装在一个登山包之类的东西里，嘟囔一声“某某让我过来的（这个某某我们通常也不认识）”，就径直走到沙发那儿，放下东西，倒头大睡。尽管这一切令人不快，可是想一想，其实他们对这套房子拥有的权力并不比我少。所以，在最初的惊诧过后，所有的人都能和睦相处。
那真是一个不错的春天，雨水很多，洗掉了杨树上的绒毛，以至于空气中的飞絮都几乎绝迹。这个利好现象是小光第一个发现的。因为她有过敏性鼻炎，空气里的绒毛一多，她就会阿嚏阿嚏地连续打起喷嚏，直到喷出鼻血。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春天，对小光来说如同一件出乎意料的礼物。有一天，她高高兴兴地带给了我们这个春天她的另一件礼物。至于那件礼物会给她的人生造成多么毁灭性的打击，在那个春天，还看不出任何端倪。
小光是个同性恋。这一点，她从来都不掩饰——她长得很漂亮，有一只小巧的鼻子，鼻尖上有几颗小小的雀斑，细得有些过分的小腿上套着长袜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北欧少年。她很喜欢各种小动物，但又有哮喘，所以不能养。除此之外，小光还是个大胃王。有时候她很晚回来，会把我从床上摇醒，恳求我跟她分享一个披萨，一份意大利面，或者水饺、烤翅、关东煮，甚至有一次带回了一整只九寸的芝士蛋糕。作为交换，我会烧开水，用茶包和咖啡伴侣做一壶奶茶，或者直接泡上几袋速溶咖啡。大半夜地吃着油腻的食物，喝着滚烫的茶和咖啡，这样的事情多少显得有些诡异。但小光表现得这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她干净利落地把食物卷起来塞进嘴里，风卷残云般解决完一大半。吃饱喝足以后，她像只猫一样满足地拍拍肚子，有时候不刷牙就回到房间去睡觉。我喜欢小光，这似乎是一件更加自然的事。当然啦，不是那种喜欢。
事实上，我和小光讨论过彼此成为情侣的可能性。
“你是百分之百的异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