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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时代当然和穆巽一起目睹了我姑父的傻，他语无伦次，一到下雨天就烦躁不安，经常侧耳倾听着某种不存在的声音。后来发展成色情大流氓，谁也没想到。另外我也很疑惑，一个人脑袋上挨了子弹居然可以不死，看起来命很大。我姐姐就说，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如果他死了穆巽就可以有个名正言顺的爹了。
我姐姐告诉我，姑父是在武斗期间英勇负伤，我姑妈曾经很爱他，他变得不可爱是后来的事情。我姐姐讨厌他们全家。
穆巽曾经描述过他爸爸受伤的情景：“我爸爸在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飞过来，射向我妈妈。我爸爸替她挡了子弹，自己负伤了。”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有时穆巽还会感叹着下一个结论：“所以我妈妈嫁给了我爸爸。”我差点以为那是一次残酷的革命战争，而他全家都为胜利做出了贡献。结果姐姐告诉他：“姑父是躺在屋子里睡觉，一颗子弹飞进屋子，撞来撞去的，撞到了他的头上。另外，他挨枪子儿的时候已经和姑妈结婚了。”
那时他的病恶化了，在面粉厂待不下去了，提前病退回家，这使得他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给顾艾兰丢人。有一次他在澡堂里也干这个，被人们发现了，一池热水就此完蛋。澡堂的师傅认识他，戴城著名的疯癫，也不可能让他赔偿，对付疯癫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疼痛，下次不敢再来。于是他们揍他，用木屐抽他的屁股，然后让顾艾兰来领人。顾艾兰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打死他？打死了我就清静了。”
人们一直记得，在整个七十年代，顾艾兰扶着穆天顺在街上走，虽然她鼻翼下面那两道法令纹更深了，虽然她皱着眉头，但起码她还会爱怜地看他一眼。这种目光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穆巽就是在这种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仅就相貌而言，他继承了顾家的传统，有一条挺直的鼻梁和一双微微凹下去的眼睛，浓密的睫毛，手长腿长，十足的美男胚子，这本应使他的人生多姿多彩、一帆风顺，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拥有了一颗阴郁的心。
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在巷子里被一个绰号叫猫脸的坏孩子拦住了。猫脸说：“穆巽，你爹在公共厕所里捋炮！”
穆巽的脸立即变得苍白失血，他咬着下嘴唇说：“滚开，猫脸。”
猫脸身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小孩不解地问：“什么是捋炮？”猫脸就把那孩子的短裤顺势褪下来，给他捋了一下，手太重，小孩大哭着跑掉了。穆巽冷冷地看着说：“猫脸你真恶心。”
人们说穆巽沉下脸的一刹那是最英俊的，人们说他生气的时候眼睛里喷出的不是怒火，而是冰一样的光芒，这很迷人，但在猫脸看来，穆巽是个怪物，他必须让怪物明白什么是正常的孩子。穆巽在街上奋力挣扎，很快他就被制伏了，裤子被猫脸扒了下来。猫脸没兴趣再捋他，只是向周围的小孩子介绍，看，这个叫穆巽的人，他的爸爸就是那个在公共厕所里捋炮的精神病。然后他们就扔下他，舞着棍子到别处玩去了。这种简单直白的羞辱，并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来释怀，只需习惯了就好。对穆巽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打击。
我一直站在不远处观望，看着穆巽平白无故地遭到袭击。等到他站起来，我说：“下次记得不要和猫脸说话，赶紧跑。”穆巽不说话，来到我家门口，他蹭在门框上，低声说：“我们家搬了。”
“搬哪儿去了？”
“新公房。”
那会儿我们家是低矮的平房，我爸爸单位没房子，我们只能住在这地方，并对城郊拔地而起的工人新村抱以艳羡。分到房子很难，分到房子的都是单位里最具实力的人。我觉得穆天顺不太可能享受这种待遇，后来一想我姑妈的剽悍样子，也就释然了。于是我的表哥就住到新村里去了。
真实的情况不那么好玩。
面粉厂的厂长并不打算给穆家一套房子。作为前任厂长的绯闻情妇，顾艾兰曾经受到过审查、排挤、冷落，她能保全自己已属幸运，现在她只是一个废品仓库管理员，职务低微，身份卑贱，没有人理会她对于房子的要求。
第一轮分房结束后，顾艾兰一无所获。第二轮时，她什么都没说，让穆天顺去了厂长办公室。我姑父脱下裤子在厂长面前奋力捋炮，厂长大喊：“谁让你来这里干这个的？”穆天顺老老实实地说：“顾艾兰让我来的，她要房子。”厂长逃了出去。下午时，穆天顺又来了，他再次脱下裤子，这次厂长办公室里不仅有厂长，还有那个恢复了电工身份的曹刚，他是来换灯管的。
老曹也没分到房子，为了保护厂长，他激动过头，照着穆天顺的小肚子上踢了一脚，后者立刻倒在地上，发出濒死的惨叫。人们涌了进来，有人把顾艾兰也叫来了。我那个冷血的姑妈站在丈夫横卧的身边，只说了一句话：“挨打了？挨打了就好，挨打了就有房子了。”
那一脚真是恰到好处，顾艾兰和老曹都有了房子，他们之间曾经是一种双赢关系，可惜自己都不知道。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成为冤家，厂长把他们安排在一楼和六楼，正对着的楼上楼下，从此以后他们成为邻居，顾艾兰家的垃圾经常会倾倒在曹家的院子里，老曹还以颜色，跑到配电板前面，一钳子剪断了顾艾兰家的电线。厂长对这个安排表示满意。
工人新村是这样的，同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栋楼里，很像是个巨大的集体宿舍。在以前，他们都散居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现在必须忍受另一种痛苦：上班下班都混在一起。这有好处，增进团结，但要是本来就不团结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糟糕。
我曾经跟着穆巽去过他家，路上很荒凉，跨过漫长的西环大桥，沿着公路向南走，夏季的太阳将路面晒得滚烫，有很浓重的柴油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再往前走，连柏油路都消失了，只剩下乡下的土路和四面八方被稻子包裹起来的田埂，几栋浅灰色的公房矗立在远处，周围是工地，吊车正在将巨大的预制板吊上未完工的楼房。在我看来这是既豪华又荒芜的场面。那个新村经过了十年时间才变得渐渐繁华起来。
穆巽家是两居室，比之我们家的平房，当然显得整齐而又现代化，有水槽和液化气，有抽水马桶和阳台，水泥地坪上刷着暗红色的漆。朝北的房间有一张小床，是穆巽的卧室；朝南的房间有一张大床和一张钢丝床，穆天顺独占大床，钢丝床是顾艾兰睡的。一台崭新的十二吋电视机用绒面罩子罩住，端放在翻板式缝纫机之上。一切显得崭新、明亮、充满希望，只有那张钢丝床有点不合时宜，它仿佛是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将就着横在大床边上。
乔迁后没多久，有一天顾艾兰和穆巽在家里吃饭，穆天顺不知道去哪儿了。这时楼下来了个面粉厂的干部，对着楼上大喊顾艾兰的名字，她伸出头去答应，干部继续大喊：“顾艾兰，派出所找到厂里保卫科了，你快去看看吧。”
顾艾兰的声音已经有点发虚：“派出所找我干什么？”
干部说：“还能有什么事，当然是穆天顺，他又在公共厕所里捋炮。”
这时已经有好几个邻居伸出头来看热闹。顾艾兰骂道：“他不是一直干这个吗，找我有什么用？不去！”
干部快乐地说：“你别搭架子了，你自己让穆天顺到处捋炮，捋到厂长办公室也拿你没办法。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在女厕所里捋炮，而且他把炮伸到女同志的嘴巴里去啦！”
穆巽听见嗷的一声，他那坚强泼辣无畏无情的妈妈，就此晕了过去。
那天顾艾兰去了派出所，穆巽一个人待在家里吃完了饭，他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可能会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他独自走下楼，到了底楼看见曹刚家里正在发糕，乔迁新居必须要送的礼物。穆巽心想自己家倒是没有准备这个，他站着看了一会儿。老曹指着他说：“你爸爸这次是强奸犯了。”王美珍就走出来把曹刚拖了进去。
穆巽那双英俊的眼睛里又泛起寒光，可是没有人在乎，人们都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看着他。在以后的时日里，他会长得更好看，但是他有个确凿无疑的疯爹，那个人将会变成整个家庭中谈论的禁区，他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每个星期，顾艾兰去看他一次，他竟再也没有出来。捋炮是件极度羞耻的事情，它是巷议的话题，但是时间终究会磨灭掉它的新鲜感，使之缩水，几个月之后人们就会忘记它，几年之后人们说起这件事会带有一种神秘色彩：
——那对住在新村里的母子，尤其是那个母亲，当年她怂恿自己的男人去厂长办公室捋炮，得到了一套两居室，现在她是后悔呢还是得意呢？
我的表哥穆巽有一个比较悲惨的童年，具体来说，就是被解放路一带的孩子嘲笑为傻瓜的儿子，被各种女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被男人们宽容地拍拍脑袋以示他们理解了这种苦难。而穆巽本人，他长得帅气、英俊、挺拔，他本来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也许是因为外貌和性格的巨大落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会时不时地露出一种厌倦的目光，在逼急了的时候痛彻心肺地嚎叫，以及他的阴郁，他的自负——人们认为他的外貌具有某种欺骗性，如果他长得很难看，那就意味着他很诚实，或许日子会稍微好过些。
我想起一九八二年，我观看了一场全区小学生的文艺汇演。在大会上，五年级的穆巽主演了一幕小话剧，他们学校的老师编排的。讲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小学生因为捡到了个钱包，莫名其妙地被失主认定为小偷（多么不合情理的故事），拿过钱包就走了。于是他忧郁地站在街头，一定要再次捡一个钱包，归还失主，以证明他是个好孩子。这一精神分裂的行为获得了大队辅导员、老师、女同学们的同情，人们劝他回家，但他固执己见，陷入了极度的抑郁和自怜（主要表现在每天放学游荡于街头）。最后，失主也被找到了（根本就是揪出来了），他非常自责，不该对这个好孩子抱有怀疑，更不该出言不逊，于是孩子的抑郁症被治好了，所有的人站在街头微笑（同时谢幕）。在这出吊诡的三幕话剧中，穆巽演得丝丝入扣，天真，迷茫，压抑，愤怒，都稍嫌过火地表现了出来，赢得了应有的掌声，我甚至听到有些老师在议论：这孩子将来能做演员。
这是穆巽最光彩照人的时刻，一不小心竟成了人生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