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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起诉，花旗银行的律师团不甘示弱，当即出庭应战。辩方律师出示了大量的贷款程序和内部文件，列举人证物证，表明按揭贷款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一位客户是否能够得到贷款，主要根据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以及工作资历，与肤色、人种以及所谓“划地为线”的潜规则压根儿就不沾边。罗伯逊女士确实有收入和房产，但是，若将其总资产额与总负债额相比，则净资产亏空巨大。这位女士花钱如流水，寅食卯粮，入不敷出，常年靠举债度日，而且信用纪录不佳，以前曾有欠债未还的前科。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次贷”案例。如果银行贸然放贷，显然风险过高，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最终拖垮银行。
说起人种和肤色，当时黑人篮球巨星迈克尔&bull；乔丹正在芝加哥公牛队打球，白人球迷们对他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视若天神。乔丹在芝加哥市郊白人高级居住区购买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超级豪宅。假如乔丹大驾光临，申请重新贷款，只会让花旗银行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巴不得将此事满世界大声嚷嚷。
那么，既然人种和肤色并不重要，为何统计数据显示不同族裔申请人的贷款遭拒率存在巨大差别呢？
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bull；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
其实，只要稍微花点儿时间和精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美联储公布的统计数据，水准低劣，以偏概全，误导民众，不足为据。因为，它虽然列出了贷款申请人的族裔、收入水平和遭拒率，但没有列出个人净资产、首付款额、信用纪录、工作资历等其它至关重要的数据。乍眼一看，不同族裔的不同遭拒率确实暴露出种族歧视现象，令人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但若爬梳剔抉，条分缕析，深掘原因，便会发现统计数据背后秘而未宣的三大奥秘和玄机。
首先，黑人和白人申请人在在收入水平和净资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才是遭拒率出现差距的关键性原因。
其次，如果考虑到申请人的信用纪录和首付款额存在差距，那么收入相同的黑白申请人的遭拒率出现差距，实属正常。
最后，白人申请人的遭拒率高于亚裔美国人，系因亚裔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收入和储蓄率高于白人，不可能由此推导出白人遭受种族歧视的奇谈怪论。
关于“划地为线”政策，美国经济学界中立客观的研究表明，其原因主要并非种族和肤色，因为一些白人贫困区也被划在“线内”。在绝大多数非洲裔、拉美裔低收入贫困社区，犯罪率、失业率、贷款违约率、房屋失修率、单亲家庭率、学童掇学率高得吓人，学校质量极差，环境卫生糟糕，居民游手好闲，黑帮招摇过市，毒贩出没无常。诸多错综复杂的非种族因素，令银行界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但是，罗伯逊的律师团死死抓住肤色、种族、“划地为线”等问题不放，煽风点火，蛊惑人心，鼓动和代理更多的黑人客户，蜂拥而来，群起而攻，愤怒起诉花旗银行，案子越闹越大，狮子开大口，要求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更要命的是，审理此案的联邦法官卡斯特罗（ruben castillo）于1995年做出裁决，特许此案以“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的形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罗伯逊等三人被列为首要诉讼人。整个案情的演变和前景，出现了对花旗银行非常不利的态势。
想当年，罗伯逊诉花旗银行案并非孤立和偶然。1992年，在加州开业的五家日本商业银行，皆因违反联邦民权法的罪名，被黑人客户告到了美国联邦法院。日本银行家初来乍到，孤陋寡闻，对美国国情和民权法案所知甚少。他们严格地遵循经济和金融规律办事，贷款放债，墨守成规，只看财力和信用，无视人种和肤色（color blind），结果无意之中，给自己招惹来了一大堆涉及种族歧视的法律官司，最终差一点儿被美国法院的判决踢出了北美大陆。
在此背景下，花旗银行决定，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低头服软，于1998年与控方律师达成了庭外和解。据法庭公布的和解文件，控方律师名利双收，财源茂盛，赢得95万美元的律师费。奥巴马初出茅庐，初战告捷。在此案中，他工作了138小时，大约17个工作日，时薪为165美元，共获利22；770美元，相当于罗伯逊女士的半年薪酬。
相比之下，此案中数百名黑人原告所得到的赔偿，相形见绌，自叹不如，总共只有区区54万美元。罗伯逊女士等三人因系诉讼案的发起人和首要诉讼人，每人赢得了6万美元的特殊赔偿。其余数百名原告，瓜分剩余的36万美元，根据各自遭受伤害的轻重程度，平均每人拿到了500至3；000美元赔款。因与起初要求的50万美元赔偿相距甚远，罗伯逊女士深感不满和失落。令她特别来气的是，在此诉讼案中大获暴利者，居然是那帮“穷人的代理人”。
结案后，奥巴马等民权律师们大肆夸耀，胡乱吹嘘，声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帮助穷人打赢了官司。其实，这个案子只是庭外和解，谈不上法律意义上的胜负输赢。花旗银行否认任何种族歧视的指控，坚决拒绝道歉和认错。
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律师费一般是客户赔偿总额的三分之一。可是，在罗伯逊案中，那帮号称“替天行道”的民权律师，对客户的赔偿费并未作出特别努力，反而趁火打劫，营私贪利，敲诈勒索，节外生枝，迟迟不肯签署庭外和解协议，最终勒索了高达95万美元的巨额律师费，令花旗银行目瞪口呆，匪夷所思，心冷齿寒。
更为严重的是，罗伯逊案为后来美国银行“照顾”低收入阶层，无视个人资产和信用，滥放按揭贷款，最终引发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次贷风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其恶劣影响一时难以估量。
前法国总理、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一个人20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没有良心；如果一个人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者，那是缺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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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4 灯下尘
t*xt…小％说^天。堂！
作者七堇年
那天跟一个做独立电子杂志的朋友聊天，过去帮忙的全是他朋友，凭一份兴趣做杂志，不问报酬，也没有报酬。五年下来，断断续续，走的走，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
跟他在q上聊了很久，后来我问他，你那些编辑呢，去哪儿了？
他说，去生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两个人都哽在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2010年我从香港毕业。出了新书，完了被拉去全国签售一圈。那种累不是体力的累，心累。感觉像被人牵着当戏看。心像个想飞的热气球，吊篮里却挂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飞不起来。胀得快要破掉了，一看，还在原地。
那年底，回到老家，宅着。天天手脚冰冷，冷得发抖——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都只穿单裤出门的人；那会儿生活空荡荡的，喊一声都有回音：大雪天一个人骑车去游泳，泳池浮着薄冰，咬着牙扎进去，那滋味儿，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东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个。一时间我找不到事做，什么都找不到了。抑郁症复发，重得……没法跟别人说。每天专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专心致志地想。没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没缺胳膊少腿的又没饿着冻着，抑什么郁。比比非洲难民，好意思么。
老妈看出来什么，小心翼翼拿崔永元的事迹鼓励我，说，你看人家崔老师抑郁了，就休息，出来做《我的抗战》；一个人走走长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吗。
我苦着脸说，他是谁啊，我要能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
老妈说，你这么想就不对了啊，别人还会说呢，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为了开处方药，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我知道这病很难受，别人也体会不了；就像你得了肝病，你疼，别人知道你疼也帮不了你，只能自己治；抑郁症一样的。别人可能还不相信你疼，更没法帮你，你只能靠自己。
闲得发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想过做杂志，但做杂志的太多了，全都同质化，再做也没有意义；纯写东西吧，那会儿不知怎的，可能青黄不接吧，年少时什么都敢写的劲儿过了，该成熟的又没熟透，所谓瓶颈期吧，没法写。
做什么好呢，就这么漂着吗。漂泊之所以让人羡慕，那是因为你只见到了漂上去了的，没见过沉下去了的：后者才是大多数。什么事儿都是听上去很美，到了实处，要拿胆子来说话——心里掂了掂分量，这胆子我还真没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开始梦寐以求一份稳定工作，我觉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
别人听说我要找工作，都问我，你还找工作？你找什么工作？你不好好写东西，你找什么工作？
哎，能逼死人的，流言也算一个。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了。天天在网上刷啊刷，终于看到一个招聘消息。立马把简历递过去了。体制内的事儿，大都是拼爹。我没爹，娘也没得可拼，但还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着弯儿地联系上那个书记。后来听说，我妈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去年给硬塞进那个单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小意思花了二三十万吧。那孩子，可是专门坐头等舱飞香港去，就为了看一场《3d肉蒲团》的。
死马当活马医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又悲壮，又凉。我和我妈就拿着简历，花血本买了两瓶酒，再商量半天，有点心疼地塞了个红包在里面，跑了四百公里长途，去拦那个书记。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书记家楼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来了，我远远看着母亲巴结着脸过去，递我的简历和酒上去，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不理会，没说两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来就阴灰，我酸得泪都快掉了。
当天我们赶回老家，一路上走高速，老妈一路在后边儿风凉我，把我写东西得来的那点点可怜的自信给踩得一无是处，总之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出了你们那个圈儿，你就什么都不是——说白了，就算在那个圈儿里，你也什么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