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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这与上帝没有关系。
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
山南水北残碑
八溪乡座落在雾峰山下，原是雾峰乡的一部分，直到大水库建成以后，才与大水对岸分隔开来，单独建制为乡。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小乡，与邻县的山脉相接。二十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一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大乱，就是从山那边轻易地呼啸而来。
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一些不无漫漶残损的刻字，记录着两百多位死者的姓名，记录着那一段动荡。
当时来了两三个陌生人，大家以为不过是油贩子或者盐贩子，没当回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接头”的，据说谁不与之“接头”，谁的门口就可能贴上白纸条，就可能招来大祸。终于有一天，刺耳的锣声在山沟里响成一线，有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到处跑。大家一看，那是有名大豪绅吴四老爷的脑袋。人们这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穷人都可以到吴四老爷家去分粮食、烧地契、搬花床、抬腌坛了，老光棍甚至可以到那里去分老婆了。
乾坤倒转，茶峒立刻拉起了红军的队伍，连一个十三岁的小篾匠，转眼就挂上红袖章，成了一个什么连长（国华爹说的）。他胆子天大，出手最狠，但个头太矮小，杀人的时候，要站到板凳上，要双脚往上跳，刀片才够得着对方的脑袋。在一些人的喝彩之下，他抱着刚刚倒下的尸体，嘴巴对准无头的颈口，呼呼呼大饮其血（吴焕明说的）。
他的勇敢声名大震，后来成为红匪中的一名将军也不足为奇。在一个皇权崩溃以后的大国，新政府虽说是有了，但四分五裂，几乎没有税源，靠借钱派款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枪兵，连防守几个城市都力所不支，对广大农村的零星“匪情”只可能放任不管。这种状况也许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北方战事结束后，官军腾出手来，缓过气来，买来了德国枪炮，于是带着“铲共队”和“挨户团”一类民团杀回头，扬言摇篮里也要过三刀，棺材板子也要刮九遍，定要把姓“苏”的斩尽杀绝。
他们果然是一路杀红了眼。有时一刀下去，把某位红军家属砍死在饭桌前，死者喉管里还挤牙膏式地冒出饭菜，冒出糊糊涂涂的红薯丝或者南瓜叶。
有些分过地主财物的农民，吓得杀鸡宰羊，办赔罪酒，甚至还参加民团一起清乡。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得奉令朝大锅里伸筷子，把“暴脑壳”的人心人肺人肝人肠吃上一份，不然自己就得准备让别人来吃。
将军的大哥全家就是死于这一次清乡。二哥胆小，办了赔罪酒，保下一条小命。将军这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远走江西，找到报仇的机会是几年后的事情。他没有找到大哥全家的坟前，因为大哥已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没什么可入坟。他只能抱着大哥常坐的一件木凳大哭一场。就在这天，一桌吃酒席的乡绅来不及逃跑，躲在包谷里，终于被红军士兵发现，吓得都举起了双手。将军抽出大刀就朝那里赶。他娘知道他要做什么，疯了似地跑过来，扑嗵一声跪下，抱住了将军的腿：儿呵，儿呵，你这一杀不要紧。你要是走了，茶峒一百多号人就活不成了呵。
将军哭着喊：我要把他们剜出来！
老娘知道，他是要剜出大哥一家，吓得地上砸得额头咚咚响：你要剜，先把你娘剜了！
二哥也赶来跪下：三弟呵，三弟，我也吃了大哥的肉，我也吃了秋嫂的肉。我畜牲不如，你也在我这里剜吧……
将军拔不动腿，发出一声长嚎。母子三人互相撕着，揪着，扯着，最后拥哭成一团。村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大哭不已。
茶峒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我看到茶峒的时候，它支着错错落落的几十片屋顶，有牛在田边吃草，有女人在门前做鞋垫。将军十几年前已经去世，死在北方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上。据说噩耗电报传来的时候，他家门前一棵老樟树刚刚轰然折断和枯亡，引起了很多人偷偷议论。他家的老房子眼下还没有毁掉，只是十分破败，一个革命纪念室的什么招牌油漆剥落，模糊不清。从窗子里望进去，那里堆放着几件尘封的农具，是禾桶和水车什么的，挂着厚实的蛛网。
听一个放牛的村民说，将军在职的时候很少回家乡。乡亲们原以为鸡犬升天，近水得月，但将军没让任何乡亲在城里谋得差事。他很多年前回过一次家乡，也只是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说是萝卜炖猪肉，实际上萝卜多，肉少——说到这事的时候，村民的口气里似乎还有一些不满。
将军的二哥也已去世。他生前不时接到北方来的汇款，也去城里享过几天福。不过他不喜欢城里，在北方那个城市下了火车以后，一钻进轿车，落座时大惊失色，说是什么鬼椅子呵，吓得他脔心差点跳到了口里。他更闻不得汽油味，要死要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
耳醒之地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望断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宏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拍眼珠及其它
山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闭塞。自从电视和卫星天线降价，山民们的房前屋后出现铝皮锅，吞吸着亚太上空无形的卫星信号，于是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男女接吻，英超球赛和日本卡通，还有丰乳霜和润滑油的广告，等等城里人熟悉的东西，也都变戏法式地无中生有，日夜空降遍入民宅，冲击着山民们的眼球。
不过，他们对这些似懂非懂，要看不看，把电视权当一张可以变幻多端的年画，徒增一点家里的热闹而已。有一家的电视，从一大早就叫嚷出了最大音量，播出某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大概那语言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懂，或者主人从未打算从中听懂什么，也不曾听懂过什么，只是要用最大音量来扫除寂静。他不觉得有更换频道的必要。三个娃崽守在屏幕前，咬着指头，抹着鼻涕，看得津津有味。这比起他们以前看满屏雪花里几个鬼影当然要有意思多了——铝皮锅的功劳令人振奋。
我担心他们听不懂，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的节目，意思是他们得学会选台。但主人并不在意，反而说这个频道好看，蛮好看，你不看么？
不知他们对阿拉伯为何情有独钟。
老人们年迈体弱，不大出山了，却胸怀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或印度的音画为伴。他们谈起世道大多从电视机谈起。一般来说，他们高兴科学的进步，毫无中世纪教庭那种对科学的恐惧。电视不就是“千里眼”么？手机不就是“顺风耳”么？飞机不就是“神行法”么？火车不就是明朝高人刘伯温的“铁牛肚子藏万人”么？……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早在中国人的预谋之中。他们连声啧啧，一个劲地摇头，惊叹古人的超前预见，也惊叹现代化无所不能，并且把所有奇迹都归功于国家领袖，比如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他们对现实也不很满意，尤其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伦常丧尽。眼下偷茄子的有了，偷杉树的也有了。就算上了公堂，直的可以说弯，死的可以说活，恶人说不定还可以使钱买官司。照这样下去，天下焉得不乱？政府不猛下毒手，何谈治国安邦？特别是电视里男的抱着女的啃啃啃，女的抱着男的啃啃啃，抱住别人的婆娘或老公也还是啃啃啃，成何体统？下流不下流？他们一到这个时候就恨恨地质问：怎么没人来拍眼珠？
“拍眼珠”，是以前的私刑。一位法国史学家曾谈到地中海周边山区，说税收和法律无法延伸到高山，山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外。但中国的山民们以前疏于国法，却不乏家法。直到上一个世纪，官权管制网络覆盖到最底层，国法兴而家法亡，现代国家体制才逐渐成形。但这在老人们看来利弊兼有，是说不大清楚的。他们巨大的困惑是：以前谁敢偷盗？谁敢淫邪？谁敢不孝父母？偷了一块熏肉，就须杀猪一头，请大家喝“洗脸酒”。要是罪行大了，祠堂门一开，就得把贼人绑在树上，用小竹筒套住他的眼睛，再在竹筒尾端猛力一拍，滋溜一下，贼人的眼珠就被挤压出来，带血带水地落在竹筒里——八溪乡老一辈中至今还有几个独眼人，脸上留有酷刑残迹。
“烧油扇”也是私刑之一。抓到偷人养汉的淫妇，至少也是要罚她几桌“洗脸酒”。要是她的罪大，就得把她全身剐光，让她坐进一个没有板子的椅框，下身一折，阴户朝外暴露。然后有一把油纸扇插入阴户，一经点火，阴户就烧得火冒油滴，毛焦肉臭，以后永不可再淫。
老人们说，男子犯家法也得论罪。山那边有个厉瓦匠，是个好色多骚的郎猪，即书上说的配种公猪。他脸皮也太厚了，睡人家的女儿不算，还睡人家的媳妇，最后还睡上自己的亲婶子。族老们对此气昏了头，说女儿么也就算了，反正是要嫁出去的，乱伦和乱种则万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