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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脸上憋得通红。
这可难住了大家。有人说，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这一说，大家都觉得像，于是赶快差人去找村长。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一进门没顾上擦汗，就抓住了逃兵的手。果然，逃兵一见到他，目光微微一颤，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他没有说话，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但留下一条缝，得由老杨去抹一把。
他最后的神情不像个老人，倒像个孩子，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得抓住父母的手，才有几分心安。
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打了付棺木，放了一挂鞭炮，让他善终入土。只是墓碑没法立，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他到底是来自红军，抑或来自国军，抑或来自土匪流寇，更无人知晓。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逃兵”二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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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雨秋嘴里知道这个故事的。像本地很多无后的孤寡一样，雨秋也羡慕那逃兵，经常在我面前“逃兵”这“逃兵”那地老话重提，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眼下过六十奔七十了，将来怎么说也得有个逃兵待遇吧？他家三代都是贫农，他未必连个逃兵也比不上？
寻找主人的船
建伢子本名建华。听说我想去粟木峒，他到处去找桨，窜了两三家都没找着，最后骑摩托去他婶娘家扛来两支。
我们在水边解船也费了点时间。有一条小破船进水太多；另一条断了桨桩，没法挂桨；最后一条是竹船，舱里有麻袋和镰刀，看来主人正准备去割禾收谷。建华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东西丢上岸，挂上桨就走人。反正这里的私船差不多都是公用，人们先来后到，谁先解锚就谁先用。
粟木峒远在库湖的那边，因没有通公路，甚至没有通任何陆路，人们进出都得靠船。有些人把房子盖到湖这边来了，但责任田还在那边，插秧和割禾时节，还得划船进山去。我们半途碰到的一船人，就是这样的乡村上班族。
此时我们已掠过湖面一角，绕过一个青松茂密的无人小岛，进入了两条水峡中靠左边的一条。照建伢子介绍，这条水峡很长，在前面再绕两个弯，过一个三叉水道，我们就可以望见粟木峒了。
我已经感到两岸青山之间的天空越收越窄，岸边扑来的草腥气也越来越浓。岸边停靠着一只小船，散放着几捆杂柴，引起了建伢子的注意。
“杉坡的人好勤快呵，还有人打柴！”
听他的口气，好像大家眼下都不习惯打柴了。
“胜夫子——”他朝山上大喊了一声，当然是在呼叫小船的主人，“你没有偷树吧？——公安局的提着手铐子来了呵——”
我只听到一阵含含混混的回声，还有乌鸦叫，没听到什么应答。
“野老倌进了你的屋咧——”建伢子大笑。
山上还是没有什么回应。
但建伢子听到了：“你骂娘？我一片好心怕你坐班房——你堂客戴着金戒指，怕是不耐烦给你送牢饭呵——”
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次我依稀听到了回应，只是听不大清楚，也不知声音来自哪一片林子。
建伢子笑得前伏后仰，踩得小船摇摇晃晃。见我不大明白，他补上几句解释，说这个胜夫子家里负担重，有两个娃崽要读书，只好放老婆出去打工。老婆倒是赚回了钱，但也赚来了绿帽子，有一次坐着小轿车回来了，穿红戴绿，大包小包，高跟鞋哚哚哚，还带回一个光脑壳男人，是个什么老板。胜夫子接了那男人一对瓶酒和一双皮鞋，只得笑脸相迎。看那男人替他老婆挑指头里的刺，吹眼睛里的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赶快去后院抓鸡和杀鸡……这就是大家后来取笑他的原因。有人说：丈夫丈夫，起码要管一丈远吧，你如何一条门槛都没守住？
我第二年再来这里的时候，听人说胜夫子八字薄，被蛇咬了，死了，就葬在湖边上。我这才想起来了“胜夫子”这个似曾耳闻的名字。其实我从未见过他，只听到过水峡一侧山坡上模模糊糊的应答——那就是他吧？还看到过寂静岸边的两捆杂柴，一条小船（船头有新补的原色木板）——那也算是他吧？
一天傍晚，我下水游泳，看见远方水面上有一黑点。不知什么时候，我无意间回头时大吃一惊，发现刚才的黑点已经放大为船头，直楞楞地冲我而来。湖水基本上没有流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大风，一条无人的小船为何漂得这么快？不会是一条鱼雷快艇朝我发动突袭？
我游过去，翻上船，摇动双桨，把它划回原来的地方，锚在岸边一个路端。我现在已经认出了船头的原色木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胜夫子的船。
几天之后，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出现。我在游泳时又发现了它，一只无人的小船不知为何又脱了锚，再一次向我漂来。那一刻它完全像个活物，在呼吸，在眨眼，在蹑手蹑脚，不时摆动隐在水里的尾巴。
我懒得再理它，任它到处闲逛。片刻之后，我发现它游过了学校所在的那个半岛，在另一个半岛面前探头探脑片刻，然后缓缓地偏转，最后靠定了草岸，像回到了家。我顺着船头的方向望去：怪了，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几捆杂柴。
我不免吃了一惊。它是不是在寻找存有柴捆的湖岸？是不是觉得凡砍柴人都可能是它的主人？
我不能不进一步怀疑：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水波声中低语，在纷纷雨滴中喘息，在月光和闪烁萤虫下入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挣脱锚链而去，用鼻子使劲搜寻着打柴人的气息。
它眼下的新主人叫有福，也奇怪这条船老是脱锚。一气之下，他后来把小船一把火烧了，好歹收回了几斤铁钉。
一块钱一摇
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管大小是一个价；卖羊论只，大一点小一点不生计较。卖柴则论步：把柴禾码成大体上四四方方的垛子，然后以脚步丈量出一二三。至于脚步的长或短，柴垛的高或低，都是马马虎虎的。
牛马是比较昂贵的财产，计量不能太随意，因此买卖时需“拳牛比马”，以拳头或指头比量牛马的大小。但这是专业贩子的工夫，非一般人能胜任。
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个板粟园，问管园子的老人如何卖。老人想了想说：“十块一斤。”我吓了一跳：“你是卖金元宝呵？不就是板粟吗？”对方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最怕城里人巧舌如簧，决不让我有任何可乘之机，坚决一口清。铁定十块，一分不能少。
生意做不成。我走到另一处板粟园。那里也有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听说我要买板粟，他想了想说：“块钱一摇。”
我不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才问明白：他没有秤，也没有升，要我自己到园子里摇一摇树杆了事。交一元钱，摇一下，摇落的板粟都归我。
“摇”就是这样的量词。
我当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摇，专挑果实挂得多而且熟得透的树来摇，哗啦啦片刻之间板粟满地，足足装满了一提袋，算是心狠手辣。但主人没有挑剔我的动作，数着几张钞票，倒也很乐意。
我相信，要是我同他说热闹了，说出点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来了，说出点明朝清朝的老皇历来了，他很可能还要留下我吃饭，喝谷酒。五摇板粟白白地送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月下狂欢
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其实，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一般标准下的白领，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眼睛，颈椎，腰椎，心脏，植物神经等等，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
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今天种地，明天打鱼，后天赶马或者采茶，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锄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一种动作，一个关注点。从生理保健学来看，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转踏为跑，转跑为飞，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还变成了夜总会。
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我们在田头找点柴，烧把火，偷几棵葱，挖两块姜，找来油与盐，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要是在夜晚，朦胧月色下，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地纳凉，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使不乐的人也乐，不浪的人也浪，天体艺术令人陶醉。
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躲得远远的，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喊一声，咒两句，要你们自己去取。
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 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看见柴油机抽水，电动机抽水，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也许很好。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效率。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
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
山南水北农痴
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