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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抚摸着它，直到它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
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楞楞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它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它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
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我相信，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楞楞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
蒋子丹正在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其中也写到了三毛。第二年的一天，她到我家蹭饭，大概因为写得兴奋，便兴冲冲介绍她笔下情节，关于三毛如何游泳，如何抓老鼠，如何被乡下的大黑牛狠踢了一脚。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厨房里做菜，好像没有听见。等到上菜，盛饭，开吃，她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桌上的话题与她完全无关。到最后，当蒋子丹说到三毛差一点在机场丢失，妻子突然忍不住大声打断：“求求你们不要再讲——”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她，发现她后半句哽在半张开的嘴里，脸已经扭曲变形，眼里闪动着泪水。她放下筷子，捂住嘴夺路而去，扑进了卧房。
我们一时手足无措。
等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回到饭桌，我们默默地吃饭，不再说那个小小生命。我们开始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新电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山南水北感激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窗前一轴山水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它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