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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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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