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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我们该有多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还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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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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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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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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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