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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号的那个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新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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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里做事，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做得得心应手。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扫干净。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好像谁也没不习惯。
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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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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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