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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人说：“死亡，不值一提。”真是的，人总是害怕着最不需要害怕的事。我常不由地想：你要回到那儿去的地方，正是你从那儿来的地方，这可怕吗？你曾经从那儿来，你为什么不能再从那儿来？或者，你怎么知道，你曾经的从那儿来，不正是你的又一次从那儿来呢？你反驳说：就算可以又来一次，但那已经不再是我了！可是请问：曾经从那儿来的，为什么肯定是你？你曾经的来时一无所有，你又一次的来时还是一无所有，你怎么确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呢？你是在来了之后，经由了种种“那侗或“那史”之旅，你才成为了你（我才认出了我）的。而这再一次证明，人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发”。“作为一个整体出发”，死本来是没什么可怕的，生是充满了超越的欢愉的，虚无是一件扯淡的事，犯不上为之无奈的——远古之人大约都是这么想，生来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宗教的起源处总是充满着感激的。那时人们所怕的，大约只有自己与群体的割离，譬如音符之于音乐的跑调。所以最初、乃至今日的种种惩罚，根本在于隔离，尤其是心灵的被强迫隔离。而这些可怕的事，现今的人们倒一点儿都不怕似的。
人类或也终将消灭，但“有”不会消灭；那么，就必然会有另外的生命形式，或另外的存在者——存在并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他们不叫人也行，他们叫什么都无妨大局。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向往和疑难，料必跟我们大同小异。因为，大凡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都必有限。因为，“有”的被创造——无论是由于上帝还是由于“大爆炸”，都无非是两项措施。一、分离，而成就有限之在。二、有限之在，必以无限为其背景。这两项措施，导致了两项最根本的事态。一、人生的永恒困境；这困境尤其要包括没，由心灵的分离进而造成的相互敌视与防范，这使得一曲天籁般的音乐噪音充斥——在现代，我看这主要是价值感对人的扭曲。二、正因为困境的永恒，人的完善也就有了无限可能；这完善尤其体现为，以心魂的相互寻找来回归那天籁般的音乐。
昨晚零星地听见几句你与希米的电话，透析后太累，没插嘴，后来就睡着了。今天她走得忙，也没再说。你们好像说的是一个极老的问题：形式和思想。其实我当然不会轻视形式，没有形式就谈不上文学。我主要是想强调：没有思想，形式从哪儿来？尤其是新的形式，从哪儿来？更尤其是恰当的形式，从哪儿来？我最怕人说“从生活中来”以及“从现实的生活中来”，这等于是说“我是我亲妈生的”，最多算句废话。
好的形式必然包含着好的思想，好的思想却未必就有好的形式。——这句话，有人用来证明形式（以及技巧之类）是第一位的，我却以为恰恰证明了思想在先。这问题好像不用多说。比如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之前必是没有这一形式的，那么它从哪儿来？再比如恰当的形式，其恰当是对什么而言？
美术最讲形式，或其本来就只表现为形式（形式即内容），所以特别反感用思想来编排它。高明的画家，绝不会是画思想，而是画感觉，画感受。但即便如此，画作的背后还是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支撑，与引导。不同流派，其实是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一说思想就看见开会，就听见理论和宣传，是历史的误会。即便谈论技法，也常是说它如何如何恰切，或意想不到地达到了某种效果。什么效果？不管什么效果，都一定是符合了某种预先的期待。什么期待？无论什么期待，只要不仅仅是卖钱，就必然——或直接，或绕着弯子地——联系着思想。思想可以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不太有说服力，但它确凿是思想不是别的。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思想，是因为现在的写作（或文学）太过轻视它、误会它，而更多的关注是对着技巧，什么转承启合，什么张弛有度，或靠花嘴花舌赢得潇洒，或以某种固有的词汇与句式标榜“美文”。好像一切都不过是娴熟与否的手艺，愉悦而已，忘忧就行，谁真往心里去谁是傻瓜。相反，好朋友一块说说话，倒是能道出很多真切的心愿与疑难，这心愿与疑难，或不如“美文”好看，或不能赢得广泛的读者。我忽然明白，当今的魔障最要归因于价值感。媒体又这么日益发达，声名又这么日益获利，疑难几乎没脸再见文学。可仔细想想，现而今，似乎只剩下“疑难”一词还可贴近文学的贞操。几乎连“真诚”一词也已沦落。疑难，是绝不会说谎的，而“真诚”也已经学会了煽情。
写作者常会担心枯竭，可这人间的疑难会枯竭吗？不仅不会，而且它正日益地向着心灵的更深处弥漫、渗透，触及着宏观所不及的领域。命运的不确定性，应该已经不是问题——这尤其要感谢数、理科学步步深入的证明。问题是，在这不确定的处境中，人只能是随便地走向哪儿呢，还是仍然可以确定地走向哪儿？就是说，“造物主”确定是冷漠无情的，但“救世主”一向满怀热情的明说暗示，人是否听清听懂了？我确实觉得，英雄主义或史诗般的文学已经远去，一切问题如今都更加地指向了人的内心（比如悠久的“行魂”与短暂“丁一”之对峙），吴尔夫有句话：“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一下就写了这么多，完全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不直接关涉《丁一》。《丁一》还是多让别人别人说吧——尽管这大概是奢望。不过我同意一点（好几个人也都这么）：形式和内容碰得比较顺手的时候并不多，《丁一》算得是好运气。
祝你也交好运！
铁生
200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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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严亭亭IV
亭亭：你好！
《二月》令人耳目一新，真是让我羡慕。羡慕那样的心境——既像第一场学般地安恬，又像第二场雪那样深藏悲悯。文风自然跟随心境，所有的爱愿都不张扬，却流淌得比比皆是。与其说是那雪景衬托了心境，不如说是那心境，才让人感受到了雪的温润与“簌簌有声”。尤其那群孩子，和那一个隐忍而情深的男人，写得既简洁又令人回味。看见那样的孩子，听着他们的谈话，立刻就看见“窗外雪花飞扬”，感受到屋里面的融融暖意。
常见电视上有一句广告词：“儿童智而中国智，儿童富而中国富”。怎就不见有一句“儿童纯真而中国纯真，儿童向爱而中国向爱”呢？
那群孩子和那一个男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现代或现实的童话，不是寓言，不是一种刻意的比喻，而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正因其不确定，所以就更加广阔的——象征。这文章一看就是你写的，甚至可以说，非你莫能。我早就相信写作是宿命的。写作的根源，不在命里还能在哪儿？不从你的命中来又入你的命中去，它还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你的问题就是太轻看自己，倒让些真真假假的“宏大叙事”给吓住了。还得说“细微之处见精神”才是高品位；所谓“宏大”，一俟张扬倒要变小，唯浸润在日常生活之中才更见其深厚。
现在我才想到，前几年你给我寄来两篇文章，我没说什么，这件事可能给你造成了多么不必要的障碍。其实，我没说，只是觉得那是你一向的文风与关注，也再说不出什么，并不意味着不好。写作，法无定法，唯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其实，写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吧——自珍，自省，自我完善。政治才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法律才要顾及所有的人，商业才要关注专利。写作最像恋爱，有谁为别人恋爱吗？吴尔芙有过一段精彩的话：“对于那些为了公共事业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赞扬他们，对于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受到的某种损失表示同情。但是，谈到自己，那就让我们避开名声，避开荣誉，避开一切要向他人承担的职责。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你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吧，不必朝两边看。
我正读着一本杜拉斯的书，叫《写作》。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书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始终要有所分离，这就是一种孤独，是作者的孤独，是作品的孤独……这种身体感受到的孤独变成了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
命运，就在那儿，原原本本丰富无比，它才不在乎什么流派和风格呢！走进它，贴近它，就会发现，它比那些所谓的宏大要宏大得多。
祝全家好！
铁生
2006610
txt小说…天堂
给FLⅡ
fl：你好！
传来的文章收到了。这才是好散文，鲜明着散文的两个最要紧的品质：诚实，善思。我把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品质——疑难——更多地留给小说。（韩少功说，他弄不清的事就写小说，弄得清的就写散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想来，写作——还是说写作吧，因为我从来就不曾研究过什么学——的根本就这三样：诚实、善思多在起点，疑难是永远的终结。
诚实，绝不简单，时处今日就更加地不简单。就算我们有诚实之心，我们有诚实之胆吗？人们千言万语地写，是要表白什么，还是要寻找什么？寻找，那就是说我们曾经关闭着什么，忽视、躲避、隐匿乃至惧怕着什么——当然都是指自己心中的什么；因为外在的寻找多属于科学。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些年你几近孤胆独身地在向那“绝不简单之地”开进。——这是你每次走后，我和希米常有的感慨与感动。这是表扬吗？千万别这么理解。为什么“千万别这么理解”呢？还是有着惧怕。若是秦腔那帮哥们儿呢，敢对天说：我表扬你！
“心被拖累着，小心地收紧着，无缘由地担忧着……”、“‘我就是我’的端庄，是我们无法再找回来的风度。”
大概，这正就是写作千难万难要为人找回来的东西吧！但这风度却一向都在受着别人的迫害。这迫害也不简单，它是绕了一千八百个弯儿之后得手的。在今天，我看它经常的面目就是：社会价值感。秦腔那帮兄弟何以恁般自由，不受它的迫害？他们没沾染这个，他们自信那是唱给天听唱给地听的，一下子就跳过了社会的种种价值束缚。
你对东北、西北和北京之不同的那段分析，可谓经典。但忍受了千年的西北，其反抗，已不仅仅是社会层面，明显有了超越倾向，是向天而吁了。反抗，一是诉诸艺术，必然会指向形而上的疑难；或者说，那反抗，终于触到了形而上疑难，这才成就了真正的艺术。就譬如《圣经》中的“出埃及”，已不仅仅意味着走出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