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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姻，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 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患子”的女孩恰恰 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 多少年以后她们已步人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 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 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 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 上，羞羞苔蔷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 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友的青春冲动，假如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接吻， 极有可能遭到联防人员的突袭，最终被双双带进某个办公室里接受盘该或者羞辱。敢于 在公园谈恋爱的女孩有时不免陷人种种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运，就像霍桑《红字》里的女主角，她将背负一个 沉重的红宇，不是在面颊上，而是在心灵深处。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女性，没有人对奸情 后面的动因和内涵感兴趣，人们鄙视痛恨这一类女人，即使是七八岁的小孩。我记得我 上小学时有两个女同学吵架，其中一个以冷酷而成熟的语气对另一个说，你妈妈跟人轧 饼头，你妈妈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另一个以牙还牙地回敬说，你妈妈才跟人轧饼头呢， 让人抓住了，我亲眼看见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指责或捏造父亲的通奸事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很奇怪。如此看来 人类社会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不管是在老人眼里还是孩子眼里，人们最易于挑剔女姓这 个性别，人们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较之于男性高得多。
前几年读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认同她书中精髓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 女性亦是一种被动的受委屈的性别，说来荒诞的是，这个印象是七十年代我年幼无知时 形成的，至今想来没有太多的道理。因为那中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与七十年代的女性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每一个男性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 不必细细赘述。我要说的是前不久在电视里观看南京小姐评选活动时我的感慨，屏幕上 的女孩子可谓群劳斗艳，流光溢彩，二十年沧桑，还女性以美丽的性别面目，男人们都 说，惊鸿一瞥。而我在为七十年代曾经美丽的女孩惋惜，她们是否在为自己生不逢时哀 叹不已呢？如今她们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九岁的病蹋
我最初的生病经验产生于一张年久失修的藤条躺椅上，那是一个九岁男孩的病蹋。
那年我九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那种动不动就要小便的怪病，不知道小腿上为什 么会长出无数红色疹快，也不知道白血球和血小板减少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那天父亲 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母亲在后面默默扶着我，一家三口离开医院时天色 已近黄昏，我觉得父母的心情也像天色一样晦暗。我知道我生病了，我似乎有理由向父 母要点什么，于是在一家行将打佯的糖果铺里、父亲为我买了一只做成蜜桔形状的软糖， 桔子做得很逼真，更逼真的是嵌在上方的两片绿叶，我记得那是我生病后得到的第一件 礼物。
生病是好玩的，生了病可以吃到以前吃不到的食物，可以受到家人更多的注意和呵 护，可以自豪地向邻居小伙伴宣市：我生病了，明天我不上学！但这只是最初的感觉， 很快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挤走了所有稚气的幸福感觉。
生病后端到床前的并非是美食。医生对我说，你这病忌盐，不能吃盐，千万别偷吃， 有人偷吃盐结果就死了，你偷不偷吃？我说我不会偷吃，不吃盐有什么了不起的？起初 也确实漠视了我对盐的需要。母亲从药店买回一种似盐非盐的东西放在我的菜里，有点 咸味，但咸得古怪，还有一种酱油，也是红的，但红也红得古怪，开始与这些特殊的食 物打交道，没几天就对它们产生了恐惧之心，我想我假如不是生了不能吃盐的病该有多 好，世界上怎么会有不能沾盐的怪病？有几次我拿了只筷子在盐罐周围徘徊犹豫，最终 仍然未敢越轨，因为我记得医生的警告，我只能安慰自己，不想死就别偷吃盐。
生了病并非就是睡觉和自由。休学半年的建议是医生提出来的，我记得当时心花怒 放的心情，唯恐父母对此提出异议，我父母都是信赖中医的人，他们同意让我休学，只 是希望医生用中药来治愈我的病，他们当时认为西医是压病，中医才是治病。于是后来 我便有了我的那段大啖草药汁炖破三只药锅的惨痛记忆，对于一个孩子的味蕾和胃口， 那些草药无疑就像毒药、我捏着鼻子喝了几天，痛苦之中想出一个好办法，以上学为由 逃避喝药，有一次在母亲倒药之前匆匆地提着书包窜到门外，我想与其要喝药不如去上 学，但我跑了没几步就被母亲减住了，母亲端着药碗站在门边，她只是用一种严厉的目 光望着我，我从中读到的是令人警醒的内容，你想死？你不想死就回来给我喝药。
于是我又回去了。一个九岁的孩子同样地恐惧死亡，现在想来让我在九岁时候就开 始怕死，命运之神似乎有点太残酷了一点，是对我的调佩还是救赎？我至今没有悟透。
九岁的病蹋前时光变得异常滞重冗长，南方的梅雨嘀噜嗒嗒个不停，我的小便也像 梅雨一样解个不停，我恨室外的雨，更恨自己的出了毛病的肾脏，我恨煤炉上那只飘着 苦腥味的药锅，也恨身子底下咯咬咯吱乱响的藤条躺椅，生病的感觉就这样一天坏于一 天。
有一天班上的几个同学相约了一起来我家探病，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心里竟 然是一种近似嫉妒的酸楚，我把他们晾在一边，跑进内室把门插上，我不是想哭，而是 想把自己从自卑自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面对他们我突然尝受到了无以言传的痛苦，也 就在门后偷听外面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学校，我真正明 白了生病是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病蹋上辗转数月，我后来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邻居和亲戚们都说， 这孩子乖，我父母便接着说，他已经半年没沾一粒盐了。我想他们都不明自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其实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怕死，二是想返回学校和不生病的同学在一起， 这是我的全部的精神支往。
半年以后我病愈回到学校，我记得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操场上跳绳，不知 疲倦地跳，变换着各种花样跳，直到周围站了许多同学，我才收起了绳子。我的目的已 经达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病已经好了，现在我又跟你们一模一样了。
我离开了九岁的病塌，从此自以为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一份自传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 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 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 “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 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 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 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 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 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 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 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 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 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 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 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 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 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０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 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 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 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 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 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 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 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 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 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 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 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 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 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