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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一次公开的民歌座谈会。相较中国现代民歌发展过程中的座谈会均是〃相谈甚欢〃或者各说各话的情况，这次座谈会却是火药味十足，尽管〃非学院〃的发言者大多一再表示出对学院音乐家高山仰止的态度。蒋勋发言说：我觉得，我们或许需要有人出来，一方面提醒一下学院的艺术工作者，低下头来，也看一看自己脚跟底下的大众，另一方面也传达一点专业的知识给大众，让大众独自摸索的艺术，能够有专业者经验的辅助而更快地进步，也让专业者的艺术不至于完全封闭于大众之外而枯干乏味。我想，我是以这样的心情，大胆地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夏潮》，1978）陈映真的发言也是〃非常仰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条一条非常简单，又真正能表达目前的现实需要和自己民族情感的歌〃，但是，〃如果他们还觉得这些歌曲实在不屑一顾，或者是没有功夫写这种歌曲，那也没关系，让我们大家，这些喜欢音乐的朋友自己来作。作得比较差，没有关系，凡是好的东西，都是从比较坏的东西发展出来的，我们毕竟从没有歌的时代，进入到我们自己写，自己找一条歌的时代……〃但是，陈映真在发言结尾处仍不免呼吁：〃恭恭敬敬地向受过音乐训练的专家们请求，垂顾垂顾我们这些需要。〃而学院派因此是否真的如呼吁那样开始创作通俗歌曲了呢？效果并不明显。以当时被视为学院派跨向通俗音乐创作的李泰祥为例，他所制作策划的试图〃把民歌透过大众音乐的形式来表达〃的〃传统与展望〃演唱会依然受到《夏潮》方面的严厉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学院的民歌工作者〃指的基本上是从事传统民歌采集与整理工作的学者，编者举出许常惠、杨兆祯、沈锦堂、吕炳川为例，事实上许常惠与吕炳川对现代民歌是持包容接纳态度的，而杨兆祯亦未明显表现出反对现代民歌的立场，游昌发在座谈会中的发言更被视为是〃坦诚的，可敬可爱的〃。
三、最遥远的路程把玫瑰的芬芳散播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但请绝对把玫瑰的刺保留起来，作为我们抗议的武器，当我们碰到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把刺拿出来，抗议！——民歌手杨祖君一位参与1976年12月淡江文理学院演唱会的在校学生杨祖君，在〃可口可乐事件〃当天整夜难眠，《补破网》的旋律在她脑海中久久萦绕着。不久，她写了一篇《中国人唱外国人歌的心声》，文章中说：但愿不久将可听到我们自己的歌，而在那些默默耕耘者中，希望我能偶尔发现一两名是今日痛心疾首地在批评〃中国人为什么不唱中国歌〃的人们！我衷心地期盼着！这篇文章成为激励李双泽个人创作的导火索。
据报刊的描述，杨祖君是一位喜欢穿t恤与泛白牛仔裤的女孩，非常之简约。她从小学习钢琴，接受的是西方音乐教育，以前她对中国的流行歌曲、民乐都没有聆听的兴趣。在淡江读书期间，受民歌运动的影响，她开始自学弹吉他，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接触中国的音乐以及京剧。
1977年淡江举办〃中国民俗歌谣之夜〃演唱会后，杨祖君通过王津平的介绍与李双泽认识。在李双泽过世后，接续李双泽〃唱自己的歌〃的理念，对杨祖君而言，是〃生命深处的召唤与深刻的文化反省〃。杨祖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受到王津平以及李双泽的强烈影响。李双泽葬礼那天，她许下诺言：〃双泽，无论你在哪里，有许多人会坚持你的热情、理想、正义，爱民族爱自由，会有更多人唱你的歌……〃而对于王津平，尽管毕业之后他们成为朋友，但她仍称他为〃老师〃，因为〃他给了我太多教导，不但教我知识，也教我爱人、关心人，教我放弃个人、服务社会〃。
1978年的杨祖君，横跨〃中国现代民歌〃及〃淡江——《夏潮》〃两条路线：一方面是前者众多歌手当中相当知名的一位，并数度出席跟该阵营直接相关的座谈会；另一方面又是李双泽去世之后其作品的主要传唱者。
……………………此后，杨祖君全心投入民歌推广的工作，她甚至会在郊游时教路上的小孩们唱李双泽的歌。她主动到各大专院校、工厂以及地方乡镇举办演唱会，安排的曲目包括客家、闽南、原住民（当时称为山地）及内地的民谣。节目的安排与一般演唱会不同，她并不以自己为主体，歌曲的演唱顺序也经过精心的设计，形成一系列与台湾社会转型相应的曲目，并随着演出场合的不同作调整。例如在工厂演唱便会从1960年代的《孤女的愿望》唱起，以反映出台湾社会变迁当中工人阶级的心声。李双泽的作品通常是作为压轴，在台上、台下大家唱的歌声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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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担任助理教授的杨祖君依然是个积极的社会活动者。多年前她曾经写过一本《玫瑰盛开——杨祖君十五年来时路》，纪念那段充满热情的理想年代。但对于民歌手的称谓，她始终是忐忑的，认为自己没有太多个人作品。在2006年滚石再版的唱片《杨祖君专辑》中，年轻的她坐在淡水龙山寺，一脸的坚强与倔犟，难掩秀丽的脸庞。这张唱片的再版，距李双泽去世将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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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1975年一起在台湾开启了民歌运动，如今李双泽去世已近三十年，杨弦也已移居美国二十多年，当年发动民歌运动的三位倡导者，已仅存胡德夫还活跃在舞台上。2006年，胡德夫凭首张个人唱片《匆匆》中的《太平洋的风》获得第十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与〃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胡德夫的成就仅仅是这一首歌吗？远远不止。
《匆匆》收录的作品除李双泽于1977年离世前作曲的《美丽岛》、流传于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中失去作者姓名的台语歌曲《心肝儿》、1950年代卑南族音乐家陆森宝创作的《美丽的稻穗》，以及《匆匆》作词为陈君天之外，其余作品均为胡德夫个人创作。
从1970年代初期，保有〃夏潮〃精神的胡德夫就开始在民间收集各种本土文化和音符，在那个压抑台湾文化的时代，胡德夫是台湾原住民文化运动的有力倡导者。1970年代中期，胡德夫加入了现代民歌推广的阵营当中，把很多台湾乡土民谣发掘并加以整理发表。包括杨弦、李双泽等都从胡德夫那里吸取了很多的台湾本土音乐精华。
也是1977年，杨弦推出唱片《西出阳关》，其中就有一曲与胡德夫合作的《美丽的稻穗》。这首歌年代并不久远，创作于1958年，陆森宝是卑南族的瑰宝，一生作品无数，除了《美丽的稻穗》之外，像《卑南山》、《颂祭祖先》亦人人会唱。尤其是天主教走本土化路线，卑南语的圣诗几乎都是由他创作、改编而成。
陆森宝生前最担忧的是〃最近好像不太能作曲了〃，最后一首歌只写了一半，第二天就因脑溢血意外离世。民谣依旧传承，《美丽的稻穗》成为胡德夫的身份证，他时常演唱这首歌，在不安的岁月里〃给自己壮胆〃。
在民歌运动的先驱者中，胡德夫是第一个举办自己的作品演唱会的。尽管早在1981年滚石唱片公司成立后的开篇之作《三人展》合辑中，胡德夫就发表了词曲创作《海鸥飞吧》（李丽芬演唱），但自民歌运动之后再次将自己的作品正式录音，已经是1997年了。在那一年《七月一日生》合辑中，胡德夫首次正式录唱自己创作的《最最遥远的路》，此外还在这张合辑中贡献出他与杨祖君1977年演唱《少年中国》的现场录音版本，完成去世多年的好友李双泽的遗愿。
……………………1990年后，胡德夫持续参与本土、两岸与国际之原住民权益促进活动与运动，返回原住民部落，与义父郭英男再度学习原住民的歌谣。2000年开始，胡德夫开始在各地的演唱会中传唱自己的母语歌谣，并致力于卑南、排湾、阿美等族群传统歌谣之采集与学习。因其在民歌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
对于加在身上的光环，胡德夫保持着警醒：〃大家一提我就说我是民歌开路先驱、原住民歌谣之父，那让我觉得沉重。如果我算民歌开路先驱，那陈达他们要叫什么？再说原住民歌谣，祖先们早已传唱好几千年了。我唱歌只是因为想唱、想抒发心声，并不是为了别人，为了运动。〃胡德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可他依旧唱着，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白发在风里招摇着，让我体会着某种痛与感动。
【第二章】 盛开…3
1974年，24岁的胡德夫首次在台北举办〃美丽的稻穗〃民谣演唱会。2006年，56岁的胡德夫首次在内地公开演唱，同时荣获第6届内地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台上台下同唱《美丽岛》与《少年中国》的情景，令他泪湿眼眶，不能自己。
《匆匆》的唱片封面上写着〃音荡的灵魂，回家的旅程〃，秉承着最初的誓言，胡德夫仍在唱，他要像郭英男那样唱到84岁。
下篇：校园歌曲一、为了梦中的橄榄树相遇在民歌轻扬的季节里，试图用音乐创作来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拿起吉他自弹自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写写歌分享自己的心情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音乐人苏来1977年下半年，经过事先的市场调查与规划，新格唱片公司开始举办金韵奖系列活动，以标榜〃由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所谱成的〃推出唱片以及相应的校园巡回演唱会。翌年，以制作国语流行歌曲起家的海山唱片公司也推出民谣风——金韵奖加民谣风掀起的风潮就是〃校园歌曲〃的开端，也被视为民歌运动的尾声。
新格直接使用了〃校园歌曲〃一词，一方面避开了民歌可能引起的争议，另一方面也把诉求对象直接面对在大专院校的学生，并不强调与知识分子的关联。这就可以看出校园歌曲与〃中国现代民歌〃或〃淡江——《夏潮》〃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校园歌曲是国语流行音乐的取代者，定位于大专学生；后两者则是西洋流行音乐的取代者，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使命感，试图把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以及民族。
评论者常以商业力量〃介入〃或〃商业化〃这样的措辞与观点来看待校园歌曲，甚至认为这是民歌〃没落〃的主因之一，最严重的批评甚至认为其〃污染〃了民歌。民歌的商业转向，使民歌失去原有对民族意识的反省，也去除年青一代通过歌曲表达时代意见的特质，使它仅成为以年轻人为主的音乐形式。但另一方面，当民歌转化成校园歌曲的形式之后，去除早期民歌过多的民族、政治色彩，创作力更加繁盛，同时吸引部分专听风花雪月的成年听众。进一步扩大的听众群，更成为1980年代国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者。
关于商业介入的是非，陶晓清曾经在主持的节目中说，因为商业的规范运作，民歌手们才能获得生活保障的资金，得以更好地继续推动民歌的发展。不仅是校园歌曲，在流行音乐的范畴，商业与非商业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其中的是非功过，无法评判。
李寿全则在一次座谈会中表示：商业的介入并不是不好，但是唱片公司为了求量，难免粗制滥造，以致造成质的不够好。（《联合报》，1981）创办金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