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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内容简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