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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