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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