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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向人剖白自己的心迹，哪怕对林黛玉。他怀着歉意，因而理解女儿们的期待与抱怨，一再作小服低。他不想伤害她们，却只能一再伤害她们。他热情讴歌女儿，却陷于主观的无可奈何。他向往爱情，然而魂儿却常常出走。他的热情没有高潮，因此总不减退。美好的林黛玉不能有他的作为，于是只能望着他这唯一的所爱者的背影，成为可怜的“寂寞林”。她给贾宝玉女儿家的最高奉献——泪。以身相许是两相欢娱，而泪珠滚滚是以自己的愁苦对他人的欢娱，难怪她流得枯了。
面对这一切，贾宝玉只能报以感动，他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心。女儿一个个完善着她们的形象，他却永远是个以孩子气为盾牌的痴男。女儿们愈美，他愈不能放弃，不放弃就愈没出路。他说不得也行不得，就越变越是个痴儿了。他的心却无比清晰。全部占有和永远占有的白日梦，怎么都圆不起来。他意识中的强烈排他性，只能下意识地去和秦钟与智能儿捣捣乱，这又何济于事？
贾宝玉是多情的，温柔的，宣扬“女（儿）道主义”的，可是，根本上还是个男子中心论者。他合情但无理的欲求，困难地道出男子对这个世界对异性的企望。他为它的注定没有出路而哀伤——即使节制了肉欲。
整整八十回，贾林的爱情无法前进。在这条主线的掩护下，写尽了贾宝玉对女儿们的感受。无法借用爱情的名义，所以文化就出现了。一次次吃饭，做寿，听戏，赏花，制谜，放风筝，食蟹，探望，闲谈，梳头，穿衣，请安，祭祖，出殡……船未动而水在流着，贾宝玉是大观园中的石舫。远远望去，错觉之中，一样教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几年前，有次和几个西方的汉学家说话，他们一致推崇《金瓶梅》而疏远《红楼梦》。闲谈中没做什么分析，只说“《金瓶梅》好看。”当时我大惑不解，也因此在心中十分渺视洋人。现在回想一遍，也许是意淫的不得人心吧。西方大概没有这般不爽利的观念。
但是，西方的男人们，果真有路么？
西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似乎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楷模，这么说，有天《红楼梦》在中国也会被《金瓶梅》压制？反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读《红楼梦》一定越读越辛苦了。幸好，它所拥有的不仅是意淫。
“谁解其中味？”
信仰肉的西门庆失败了。他的肉一再盘旋，无法创造出新的意境和快感。
信仰灵的贾宝玉也失败了，他的灵最终只能走向虚无。
行淫死于肉。意淫败于灵。
古今的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写不过兰陵笑笑生也写不过曹雪芹。他们沉重地关上了灵与肉的大门。留给我们的出路，是灵与肉携手而进。这难道是路吗？
一个永恒的悲剧。
男人的悲剧。
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悲剧。
养着又何妨
最近，读到王蒙先生的发言：“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流弊很大。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为金钱而放弃写作。”这使我想起王蒙在三年前，就同一问题所作的另一次讲话：“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锅饭’制度，竟然包下来一些不愁柴米油盐，不为生计奔波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可以有暇去构筑尖端透顶的理论和口号，不断升华一些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也未能升华的绝妙理论，真有些滑稽。”前后一看，王蒙的主意是一贯的，代表着社会上的一些看法。
这样看问题当然很先进，然而立论的根据不对。以我为例，工作二十多年，有幸获得副高职称，每月的标准工资是一百多元，连女儿的独生费约三百元。家有两张嘴吃饭，此外还尽一点孝道。据报导，上海居民去年月人均支出二百七十多元。可见，即便是被流弊很大地养起来了，其柴米油盐至多也不过是稀粥的水平。当然，我无意哭穷。我还是可以吃上一点干饭的，这是因为自知不是进了养老院，自己还是要养养自己的。
说起来，本人也是有读者的作家。某出版社近来的一次读者调查，我的一本待出版的书忝列受欢迎之首。然而还有五年前就交稿的书，已压成纸型的书，至今不被出版。交涉的结果，出版社说是同意退稿，退稿费千字三元。三十万字的作品须用一千张稿纸，值九百元。因预支过一千，须倒找他们一百元钱。转载我作品的书籍报刊，向来极少主动付酬。甚至本市的讲法制的报，虽去信询问连个说法都不给。如都要我去打官司，那就真的要国家养起来了。
我想，这也是中国今天的出版现实。有这样的特色，才有“养起来”的特色。
在这种情形下，把作家完全抛入市场，无疑损害中国文学。我从没听见有人对专业工人专业运动员提出过看法，唯独作家这一行常常招人物议。从历史看，当年的右派作家，虽经受挫折仍能苟延残喘，靠的就是一口大锅饭。即便像《爸爸爸》这样的公认的好小说、像马原那样公认的好作家并没有得奖，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坛上的好作品，大多数是由我们专业作家写出来的。那些好作品的印数，极少超过七千册，并且越印越少。王蒙同志几年前一再表示要带薪离职写作，并在去职后写出受人关注的作品，想必也是认识了专业作家的好处呢。
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再大的困难面前也不会动摇”，那是太乐观了。我们至少有“文革”的经验，真正的作家全都动摇了。尽管目前有些纷乱，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说一点朴素的话。如果人们不能为金钱而放弃写作的话，他们只好去为金钱而写作了。
1992。9。25
开导王朔
在家好好坐着，忽然听到遥远的京城吵起来了，王朔终于也发言了。北方人吵架，我一向是很喜欢看的，很开心的。这一年的文坛未见别的热闹，吵架就是一景了。1995年初敝人曾有一文，论说《文坛旧事》，危言耸听地断言，要是某些作品当年得以发表，那些“右派作家”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一些大作也就不必再写了。谬论既出，原以为会招来声讨的檄文，谁知本人立论过于坚强，只听说颇有恨恨之声，却不见一点文字。我在寂寞中听见石头城的王彬彬挑战燕京王蒙，全不顾五百年前的缘分。老王掷下长者面具，拍起名家大马直取黑驹，倒也快人快语。眼见得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反了，我心里真是悲喜交集。文人相轻总是免不了的，它的真实性往往不在于攻击他人，而是为自己划一个圈，生怕自己迷失。想起来，我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写过一篇杂文，提倡文人相轻于纸面而不是黑暗角落，现在终于有了回音，好生激动。
我想王朔大概是被弄烦了，所以说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王朔只要一开口，大家就明白他又要不三不四了，因此，也没什么可大吃一惊的。不过，他过去通常是虚指，即便派定一个委琐人物有名有姓地叫“王沪生”，因为沪生的小子们实在太多，因为名曰沪生的人实在都是沪上的外来户，所以也没人出头认帐。这次不一样了，王朔似乎动气了，指名道姓地，从古到今地，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说起来，每个人都在议论他人，既然我们要做一个自尊自信而快乐的人，实在没工夫动辄去崇拜什么人。长舌是人类的通病，并不分男女的。以往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事关面子，那种关于“什么东西”的议论多半都在背后进行。现在不对了，似乎已没有“费厄泼赖”的理由，那些锋芒毕露的话语也就端入光天化日。
其实，纷乱远不止于此。倘若我继续危言耸听，简直就是战国时期了。原先是大家吸进一口冷气，且看王朔那厮在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心里想着“童言无忌”，意思是不和他一般见识，权当他是小皇帝了。等到定过神来，讨伐也就开始了。既有痛心疾首的志士仁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草莽英雄，也有惯于偷鸡摸狗之徒，掮出“人文精神”的大旗，说“后现代”的，说“新状态”的，说“文化关怀” 的，说“文化冒险主义的”，说“奥姆真理教”的，说“后后现代”的，说“第六代”的，大家都表演开了，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牛仔裤，王朔就是一条后现代的新状态的牛仔裤，引出同样的热闹。
从前，王蒙先生对着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说了一句“真他妈的好”，一时间一片彩声，令人分不清是冲着小说还是冲着评论。现在，王蒙又充分地理解了王朔一道，言之成理，引来的倒是纷乱之音。我们只能说今天已没有了权威，而不能据此断言王朔是被王蒙害了。对王朔的批判早已开始，而且，我相信许多批判者的确出于义愤而不是黑驹心理，出于个人偏见而不是集团进攻。当今的文化界也实在没什么可哗众取宠的，说完了“文人下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耐嚼的话头，岂可轻轻丢下。
我知道王朔是不爱他人开导的。但他不爱，人们就不开导他了吗？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虽向来欠缺人文精神，也是要对他表示文化关怀的。这叫开导你没商量。先说一则花絮，刚才用双拼双音打王朔的名字，打完四个字母，突地跳出 “妄说”二字。电脑真是一个精灵一样的东西，有神秘因素的。电脑的诽谤可是没法和它生气，我打“新民晚报”，它居然出来“邪门歪道”。我打“文艺”，它出来“瘟疫”。王朔也就成了妄说。精彩极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用王朔的语言说，王朔这苦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应该算是王朔较早的读者，但不是忠实读者。我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开始读他的作品，读完觉得有些新的意思，一些场景活灵活现的，但文章明显分为两截，并不统一。
那时的王朔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所以脚步还是迟疑的，探头探脑，留着后脚。说真的，大家也不知道他会走多远，所以居然鼓励了他几句，还以为自己是伯乐呢。接着有人神秘地来告密，说他的《顽主》简直是从我的《李庄谈心公司》那里抄去的。我找来《顽主》审读，看完告诉来人，不是这样。这等聪明的人，不必去抄任何人的东西，即便真要抄一个谁，抄完之后也是他的东西了，真正的脱胎换骨。王朔的文章总是有他独特的骚味。后来，我又见过他几次，验明正身，发现他这人也有骚味，骚得比较舒服。
我曾自作聪明地写过：“我相信，真正的圣人总是极少的。高士只是人群中的一点点。问题在于求中士而不得，那就成了悲剧。正经得太长久，有人就羞于正经了。为我喜闻乐见的王朔君显然是今天的东方朔。”
早些时候，读到过一本《我是流氓我怕谁》，极尽抨击之能事，因写得过于嚣张，我简直认为这是王朔策划的一幕闹剧。本来，人是不可以随便怀疑他人的，但对于王朔，似乎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怎么做都是可以的。他不是说过要出大名，像太阳一样有名吗，想出名想到这样，必是会作秀的了。那时，没见王朔对这本小册子发过什么议论。然而，我读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