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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大凡肯虚心反省自己的过失，将来不再重蹈，成功的希望总是会有的。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固然是好，动脑筋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是重要，小如做菜，大如齐家、治国，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初次的饺子皮是用温水和出来的。第二次便知道可以用冷水了，因为不是做蒸饺，是做水饺。
外国的蔬菜大半跟他们的人一般，硬帮帮的多，那么由我来以柔克刚像对荷西一样。再硬的粗脆包心菜，都给细细的切成末碎，再拿热水来煮软，然后找出一双清洁的麻纱袜子，将包心菜倒进去，挤掉水分，掺进碎肉里去。玛丽莎坚持三岁的小孩吃猪肉太油腻，我便用牛肉馅，趁她不注意，给它混进了一大匙猪油，她竟也吃不出来，还说这个小肉牛又嫩又滑，吃起来一包香油呢！
开始时，我的饺子们是平平的，四周用叉子压压好，东一个西一个躺在满桌细细的干面粉上，如同一群沙滩上的月亮，有上弦月，也有下弦月。
再实验几次之后，它们站起来啦，一只只胖胖的，有若可爱的小白老鼠排着队去下锅。
擀面棍这个东西外国自然也有，可是我已习惯了用细长优美的长杯子做饺子皮，没有再去换它的必要，再说，用久了的东西，总多了一份感情。
一个多月的时光飞逝而去，玛丽莎和玛达已经从马德里来了两封好亲热的信，而我这个厨房里，也是春去秋来，变化很多，不消一个钟头，一百个热腾腾的饺子可以面不改色的马上上桌。连粗手粗脚的荷西，也能包出小老鼠来了，他还给它们用小豆子加眼睛，看了不忍心给丢下锅去烫死。我的饺子，终于有了生命。
这个十字港游客那么多，我开始日日夜夜谱狂想曲，想用饺子把这些人荷包里的钱全骗过来——一个饺子二十块，十个饺子两百块，一百个饺子两千块……如果我一天做八小时，卖八小时，还有八小时可以数钱。
饺子这个东西，第一次吃可能没有滋味，第二次吃也不过如此，只要顾客肯吃第三次，那么他就如同吃了爱情的魔药，再也不能离开我的饺子摊了。
我不敢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吃饺子吃上瘾，可是起码留大胡子的那一批，我是有把握的。
荷西每天望着空荡荡的电锅，幸福而又惊讶的叹道：“三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都给饺子换了北方了的胃，可怕呀！”天天说要去卖饺子，可也没有实现过。
以前荷西和我卖过一次鱼，小小受了一点教训，做梦的事，可以天花乱坠，真的要美梦变成钞票，还是需要大勇气和大牺牲的。
虽说钱是决心不用饺子去换了，可是我的手艺那么高明了，总还是希望表现一次，满足这小小的虚荣心。
机会终于来了，去年我在大加纳利岛上班的某国领事馆的老板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她近日里要陪马德里来的总领事到丹娜丽芙来巡视一天，同来的还有几个总馆里的人，说想见我这半途脱逃的秘书呢。
她的信中又说，这一次来，完全是很轻松的观光，没有认真的西班牙官方的人要会面，问我丹娜丽芙有什么不气派而菜扎实的小饭店可以介绍大伙吃一餐。
这还用说吗！丹娜丽芙最好的馆子就开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嘛！名字叫“饺子大王”。
我一再的对荷西说：“小子，你不要怕，这些人再怎么高贵，也挑剔不了我的饺子，何况我从前做秘书的那个月，打字错得自己都不认识，邮票把加洛斯国王倒过来贴，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这次招待他们，是我心甘情愿，顺便也证实一下，我这个人啊，是美食大师，当初做那个秘书，实在是大材小用，所以逃了，不是上司虐待了我。”
“你能吗？”荷西十分忧愁。
吃一顿饭又不是什么大事情。盲目的自夸自满只有愚人才会，展示自己的真本实力，便不应拿愚昧来做形容。我虽是谦虚的人，可是在给人吃饺子这件事上，还是有些骄傲的，毕竟我是一步一步摸索着才有今天的啊！
你看过这样美丽的景色吗？满布鲜花的阳台上，长长一个门板装出来的桌子，门上铺了淡桔色手绣出来滚着宽米色花边的桌布，桌上一瓶怒放的天堂鸟红花，天堂鸟的下面，一只只小白鹤似的饺子静静的安眠着。
这些饺子，有猪肉的，有牛肉的，有石斑鱼的，有明虾的，有水芹菜的，还有凉的甜红豆沙做的，光是馅便有不知多少种。
在形状上，它们有细长的，有微胖的，有绞花边的，有站的，有躺的。当然，我没有忘记在盘子的四周，放上一些青菜红萝卜来做点缀，红萝卜都刻成小朵玫瑰花。
当这些过去的上司们惊叹着拿着盘子绕长桌转圆圈的时候，我衣着清洁美丽的交臂靠在柱子上安然的微笑着。“三毛，你实在太客气了，今天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一生都会记住。”
我的顶头上司，那个美丽的妇人真诚的悄声谢我。我呢，跑到洗手间去哈哈大笑起来。
我那里是为谁做这些事情呢，我不过是在享受我的生命，拿饺子当玩具，扮了一桌童年时便梦想着的货真价实的家家酒罢了。
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
——永远的夏娃
我们的朋友，开小饭店的亚当，在上个月意外的中了一张奖券，奖金大约是一百多万西币，折合台币五十多万的样子。
这个数目，在生活这么高的地方，要置产是不太可能，如果用来买买生活上的小东西，便是足足有余了。在我碰到亚当的太太卡门时，我热烈的恭喜了她一番，最后很自然的问她：“你买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吗？”
卡门非常愉快的拉我回家，向我展示了她一口气买下的二十八双新鞋子，我蹲下去细细的欣赏了一番，竟没有一双是我敢穿在脚上的，尤其可怕的是，她居然买了一双花格子布做的细跟高统长靴——真难为她找得到这么难看的东西。
我告辞了卡门出来，心里一想再想，一个多了一些金钱的人，在生活上，精神上，通往自由之路的理想应该更畅通些才是，她不用这些钱去享受生命，竟然买下了二十几双拘束自己双脚的东西回来，实在不明白这是出自什么心理。
其实我个人对鞋子一向亦是十分看重的，回忆起童年时代的生活，我常常搬了小板凳坐在阳光下，看家中老佣人替我纳鞋底，做新鞋，等不及的要她挑一块小花布做鞋面。
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我们家住在南京鼓楼。一幢西式的大房子里，有前院有后院，还有一个停车的偏院。童年的生活，所记得的不外是玩耍的事情，玩耍又好似与奔跑总脱不开关系，虽然不过是三四岁吧，可是当年如何跨了大竹杆围着梧桐树骑竹马，如何在雪地里逃不及吃了堂哥一颗大雪弹，如何上家中假山采桑叶，又如何在后院被鹅追赶，这种种愉快的往事，全得感谢我脚下那双舒服的纯中国鞋子。那时候我们家的孩子们，夏天穿的是碎布衬底，缝上鞋面，加上一条布绊扣横在脚面上，如同蚕豆瓣似的舒服布鞋。冬天的棉鞋便没有横绊扣，它们的形状是胖胖的如同元宝似的一种好玩的东西，穿着它好似踏进温暖的厚棉被似的，跑起路来却不觉得有什么重量。
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母亲给我穿上了一双硬帮帮的小皮鞋，我吃了一惊，如同被套了个硬壳子一般的不舒服，没有几天，新鲜的感觉过了，我仍是吵着要回旧布鞋来穿，还记得母亲叹了口气，温柔的对我说：“外面多少小孩子饭都没得吃，你们有皮鞋穿，还要嫌东嫌西的吵。”
到了台湾，大人背井离乡，在离乱的大时代里，丢弃了故乡一切的一切，想来在他们的内心是感触极深的。可是做孩子的我们，哪懂那些天高地厚的道理，当我从中兴轮上下来，进了台北建国北路那幢小小的日式房子，发觉每一个人都要脱鞋才能上榻榻米的地时，简直没将我高兴得发狂，跟着堂哥和姐姐尽情的又叫又跳，又低头看着自己完全释放的光脚丫，真是自由得心花怒放，又记得为了大家打赤足，堂哥竟乱叫着：“解放了！解放了！”为了这一句可怕的共产党才用的字，我们这些也跟着乱喊起解放来的小孩子还被大人打了一顿，喝叱着：“以后再也不许讲这句话，再喊要打死！”天晓得我们只是为了光脚在高兴而已。
初进小学的时候，我姐姐是三年级，我是一年级。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部份不穿鞋子，这使我羡慕得不堪，每天下了课，打扫教室的时候，我便也把鞋袜脱了，放在书包里，一路滴滴答答的提着水桶泼进教室去玩。下课回家时，踏着煤渣路和鸡粪，一步一刺的慢慢走着，再怎么也不肯穿上鞋子，快到家之前，舒兰街的右边流着一条小河，我坐下来洗洗脚，用裙子擦擦干，这才穿上鞋袜，衣冠整齐的回到母亲面前去给她看。
小学生的日子，大半穿的是白球鞋，高小时比较知道爱美了，球鞋常常洗，洗清洁了还给涂上一种鞋粉，晒干了时，便雪也似的白亮，衬上白袜子，真是非常清洁美丽的，那时候我的鞋子就是这一种，上学的路也仍是那一条，小小的世界里，除了家庭、学校之外，任何事都没有接触。社会的繁华复杂，人生的变化、欢乐和苦痛都是小说里去看来的，我的生活，就像那双球鞋似的一片雪白。
球鞋也是布做的，布的东西接近大自然，穿着也舒适，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大家都改穿起皮鞋来了，连小孩子都逃不掉，如果我穿了球鞋出门，母亲便会说：“新鞋子搁着不穿吗？再放着又要小了。”
我的回答照例千篇一律：“新鞋磨脚呢！再说穿新鞋天一定下雨。”
少女时代的我是个非常寂寞的怪物，念书在家，生活局限在那一幢寂寂的日式房子的高墙里，很少出门，没有朋友，唯一的真快乐，就是埋头狂啃自己喜爱的书籍，那时候我自卑感很重，亲友间的聚会大半都不肯去。回想起来，在那一段没有身分也没有路走的黯淡时代里，竟想不起自己穿过什么式样什么颜色的鞋子，没有路的人，大概鞋子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再想起我的鞋，已是十六岁了，那时候，我在顾福生老师的画室里开始学画，每星期去两次，因为遇见了这位改变我一生的恩师，我的生活慢慢的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朦朦胧胧的烟雾逐渐的散去，我的心也苏醒了似的快乐起来。
有一阵，母亲带我们去永和镇父亲的朋友郑伯伯的鞋厂里订做皮鞋，姐姐挑了黑色的漆皮，那几年我一向穿得非常素暗，可以说是个铁灰色的女孩，可是，我那天竟看中了一块明亮柔和的淡玫瑰色的皮革，坚持要做一双红鞋。鞋子做好了，我踏着它向画室走去，心情好得竟想微笑起来，那是我第一双粗跟皮鞋，也是我从自己藏着的世界里甘心情愿的迈出来的第一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好似还在幽暗而寂寞的光线里神秘的发着温柔的霞光。
灰姑娘穿上了红鞋，一切都开始不同了。
因为顾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帮助。我慢慢的认识了许多合得来的朋友，潜伏了多年的活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