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爆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帕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纔，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懮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篇后附记
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或随笔，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小说界》杂志发表了，没想到竞在文化界引起反响，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具规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我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味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龙华为题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但我一直未能写出，真是抱歉。
龙华是不好写的。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多的垂爱，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是的，龙华就是一位年迈、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几种可能性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0多年之遥。放达一点，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建于公元247年；谨慎一点，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间）的遗物。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行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靠龙华塔中北宋年间的砖料当然不能确证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据孙权建塔的传说，那时龙华地区应还是海水漫漫，间或有一些零星渔户、芦获荒滩。也许吧，在一个无法敲实的年代，一位远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业（今南京）或其它比较著名的地方，先在这海边茅棚中歇歇脚。渔民由于成天与灾难周旋，凶吉难卜，特别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恶报应的布道，于是天长日久，渔会间渐渐有了僧寮，也开始产生了建造比较简陋的镇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想以此说明龙华寺和龙华塔在唐代诗人眼中已是一种古迹，但皮日休的诗本身也并不是确证无疑的。拙文被收到一个集子中时资深的责任编辑左泥先生还曾为此诗向我查问，我告诉他，此诗未见诸《皮子文薮》，而见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县志》，1936年柳亚子等编的《上海研究资料》也有引述。我们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间史志编纂者们起码的负责精神，相信应该有比较著名的诗人到过这个地方并留下声音。在一定的时候，历史常常得求助于诗人。历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愁苦和感叹留给诗人，但正由于此，诗人的感叹也就成了历史的旁证。
皮日休曾参加过黄巢起义，但据说龙华正是在这次起义中遭到过不小的破坏，致使他来的时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来后又过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济了，公元978年，北宋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风雨骤至，但在朦胧中只见岸边草莽间有一种奇怪的光在闪耀，而且还隐隐听到了锺梵声，钱俶常忙问这是什么地方，随从人员告诉他，这是古龙华寺的地基，早成废墟。钱椒常觉得这天晚上上天对他投下了启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这就是至今塔砖塔基上能找出那个年代印记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开始，龙华塔就像奠基标杆一样一直挺拔地插上在这块土地上了。如果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学家一样来破译钱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锺梵，那么不妨说，这种异相所预示的内容要大得多，或许已在预示着多少年后这儿将出现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历史之神并没有因为龙华是终将出现的世界级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标杆而对它有特殊的估护。谁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听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将它破坏，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几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烟缭绕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怜的龙华寺却历来没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视，甚至连住持或驻锡龙华寺的著名僧人也几乎都进不了高僧传记和佛教史籍，尽管他们经常要承担募款重修的任务，对佛教事业的贡献并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们可以勉强从历朝上海县志中找见龙华寺众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么材料也没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仅止于法名。
一个又一个，一代接一代，飘然而来，溘然而逝，终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锺梵，留下了衣钵；而对文化学者们来说，则是留下了一个特定方域的远年标仅，一个长江下游民众精神皈依的左证，一个长久的属于海边的希望，一个不息地析祷昌盛的记忆。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在此，存在着一种超越宗教的文化启悟。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沈潜。
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着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纔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