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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无言以对，狡诈的威尔斯败诉而归。
妙语佳言
既然没有人否定金表的内部机件可以不是金做的，那么茂隆行的皮箱案，显然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已。
论辩技巧
在以上辩论中，罗文锦以其过的智慧和能言善辩，运用巧设圈套，引君入瓮及反戈一击的技法，力挫英国商人威尔斯的阴谋，揭露法官的偏袒，不仅维护了被告的权益，而且伸引了正义。
在法庭上，罗文锦站在律师席上，取出一只金怀表问法官：“法官先生，这是什么表？”看似简单不过的问题，殊不知，却隐含着一个陷阱。“这是伦敦名牌金表。可是，这与本案没有关系。”法官不假思索，果然掉入陷阱。罗文锦趁热打铁，乘胜追击：“这是金表，事实没有人怀疑。但是，请问，内部机件都是金制的吗？”接而迅即反戈一击：“既然没有否定金表的内部机件可以不是金做的，那么茂隆行的皮箱案，显然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已。”
罗文锦通过对“金表内部机件可以不是金做的”这个事实清楚明白的论述，自然引出了“皮箱内层也可以不是皮子做的”这个结论，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不容辩驳。由此使法官无言以对，狡诈的威尔斯败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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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皇与英国政府，往往授予华人富豪与社会名流以爵士或太平绅士，以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同时委以两局（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官职，使其为港英当局办事。此乃受其奉禄、为其效劳，在其位、谋其政。然而罗文锦爵士并不完全俯首听命，而是以敢言见称，往往无畏于权势，伸张正义，为港人谋福利。
一个事例是，罗文锦在当定例会非官官议员期间，曾极力说服港英当局招聘华籍护士，终于获得成功。事例之二是，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期间，强迫罗文锦加入立法局，罗文锦被迫加入后，消极抵抗，有一天，日军迫他发表改善日军与港人的关系的意见，他当时这样说：“我建议首先要训言日皇军队在公众场合不要放纵自己。”虽然罗文锦的建议不可能被侵略成性的日军所采纳，便毕竟有正义感和民族感。香港光复之后，罗文锦重返立法局工作。1946年罗文锦又被委为立法局议员。
由于罗文锦英俊有为，甚得何东及其夫人麦秀英、张静蓉的喜爱，遂将长女何锦姿许配给他。
两人都是欧亚混血儿的后代，名字中都有“锦”字，对何氏家族或对罗氏家族来说，都属于“锦”上添花的美满姻缘。1918年结婚时，婚礼之隆重，可说极一时之盛。主婚人是当年的港督梅礼爵士。欧亚混血型家族出身的人，不一定都是媚外的；洋行买办的子女，也不定都是软骨头。罗文锦、罗文灏兄弟与罗文锦、罗德丞父子，最为香港津津乐道与尊重的，是其不屈不挠的正义精神。这大概是为法官者与为律师者的“海瑞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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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买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吗？
沈钧儒等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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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1875一1963），爱国民主人士。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出生于江苏苏州。
清末进士。1905年入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时杭州新军起义成立都督府，任警察局长。1912年加入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期间撰写文章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24年后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北伐。1933年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1935年后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半年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每年利用“一·二八”、“五四”、“九一八”等国耻纪念日上街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每次，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等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列，振臂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要抗战，不要妥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么一来，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志士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6年11月26日深夜，“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
之狱。在狱中，他们坚贞不屈，利用法庭继续斗争，显示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不仅如此，他们在非常时刻还展示了娴熟精湛的论战技艺。审理前，他们充分预测论辩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精心的构想和组织，以雄厚的实力有备而战。审理中，他们面对审判长和检察官连珠式的发问，攻守兼备、虚实相继、机警回避、适时主动；善于捕捉漏洞、归谬反诘，变被动为主动，使对方恼羞成怒、狼狈不堪，创造出石破天惊的妙辩奇境。
辩词精选
（第一次审理）审判长：“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个提法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起诉书竟指控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说因为共产党抗日，我们就需要说抗日；共产党说要统一，我们就需要说统一，这种说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
审判长：“共产党真能抗日吗？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土地革命，你晓得吗？”
沈钧儒：“这要问共产党，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沈钧儒：“刚刚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因为国内不安，要大家都来一致抗日，你这样的问话，那是错误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去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无言以对的尴尬窘态，下不了台，想扭转局面，急忙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第二次审理）审判长：“你是否煽动罢课？”
沈钧儒：“罢课太多，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还是哪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证据何在？与救国会什么关系？”
审判长：“你们主张容共吗？”
李公朴：“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也被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要不要做中国人？”
审判长：“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
史良：“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
审判长：“《生活日报》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是不是？”
邹韬奋：“去年7月，一位读者来信曾用‘人民阵线’四字，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误会。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故入人罪？”
检察官：“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邹韬奋：“我刚才说断章取义，故入人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辩护律师李文杰：“绥远和陕西是毗邻省份，检察官说距离甚远，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邹韬奋：“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起诉说我们勾结张、杨兵变，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共产党，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公开信，是不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勾结共产党？”
检察官：“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
史良：“比如一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见，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
沙千里：“给张学良通电，因为张是东北人，应该去打日本收复失地。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引起，应该去问张学良。”
章乃器：“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检察官：“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
妙语佳言
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
比如一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见，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
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起诉说我们勾结张、杨兵变，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