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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一番隆中对，果然让刘备豁然开朗，眼睛一亮，看到三分天下的美妙远景。但是当他邀请诸葛亮马上一同前往新野时，诸葛亮没有答应，说自己一向乐意耕锄，不能奉承遵命。于是刘备哭起来，哭得很苦，掩面而哭，把衣衿袍袖都哭湿了。后来诸葛亮终于被再次感动而出山了。
这些可以说明刘备真是老子所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了。如果大家细心体会，可以看到刘备在交友中怎样“处下”，在斡旋中怎样“处下”，在对付“政敌”中怎样“处下”，在寻求人才时是怎样“处下”，在求生存中怎样“处下”，在发展中怎样“处下”，这也许会给我们很多启迪。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处下”有时与人们的关系太重要了。比如三个人中张飞的不能“处下”最为突出，如果按照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来看，那么也很能启人思考。
张飞镇守在阆州时，传来关羽被东吴所害的消息，《三国演义》中写道，他是早晚哭泣，血湿衣襟，诸位将领用酒来劝解他。但是张飞如果醉了，怒气更加厉害，军队中只要有人冒犯他，就用鞭子打人，多有被打死的。帐下有两员末将范疆、张达来报告，挂孝伐吴所用白旗、白甲一时来不及准备，须宽限时间。但是张飞大怒，把这两人绑在树上，在每人背上各打五十鞭子，并用手指着他俩说：“来日俱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这两个人一合计，“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于是就在这天晚上，他俩把张飞杀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单是从“处下”这一角度来看，能否“处下”，确实关系重大。
再看关羽，他也不能很好地“处下”。陆逊接任吕蒙之职位后，就用礼物书信来表示和好，关羽很骄傲，说：“孙权见识浅短，何用孺子为将也？我荆州犹泰山之安，吾复何忧？”他瞧不起人，傲气十足，结果中了吕蒙、陆逊之计，败走麦城。后来蜀国的学士秦宓分析关公的失败，对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关公轻贤傲士，刚而自矜，以致丧命，非天亡之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不能“处下”带来的又一次血的教训。
照例说，刘备在三人中最善于“处下”，但是在听到关羽被害的消息后，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急于要去讨伐东吴，为关公报仇。当时赵云很有见识，提醒他应当先灭掉魏国曹操，那么孙权就会“自服”。刘备不听。那个学士秦宓就出来强谏，刘备非但不听而且要杀了他。诸葛亮听到消息，上表规劝不要讨伐东吴，并救秦宓，说应该“纳秦宓金玉之言，抑卞庄刺虎之勇，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但是那时刘备看了诸葛亮的表，就扔在地上，说：“朕意已决，再谏者插剑为令！”大家可以看到，已居高位的刘备没有了先前那种能“处下”的谨慎了。结果大家知道的，火烧连营，一场惨败，刘备不久也就去世了。这是刘备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冷静地“处下”，结果引出这样惨重的教训。
“处下”需要修养
确实，光有“处下”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实际行动。老子是叫你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都是去“处下”。确实有“处下”的理念难，要实行“处下”很难，要达到很高的“处下”修养就更难了。
但是有的人做得很好，我们说些近现代、当代人物的例子，也足资启发。
据说，林肯在参加美国十六任总统选举时，因为没有钱，竞选时没有坐专车，只是买票乘车。每到一站，朋友们为他准备好一辆耕田用的马拉车。有一次，他站在车上向选民们做了这样一番演说：有人写信问我有多少财产，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办公室，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脚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蛋又很大，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这就是林肯低调的、但又真实的、能够打动人的“处下”的竞选演说。我想，如果我在场，听到这番话，也会毫不犹豫地投上一票了。我想林肯的低调处下，大约不是在作秀，而是他的一种素质与素养的真实流露吧。
大家可以看他后来当上总统后的情况，就能了解这点了。据说林肯做总统时，白宫有不同的人环绕着林肯。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之处，就是极端的聪明与自我。他们认为自己比总统更优越。林肯不但没有赶走他们，反倒尊重他们。林肯推崇他们的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奉献智力与精力来效忠国家。结果每个人都成为赢家。…我们可以问自己，处在这样的高位，你还能如此处下吗？要做到像林肯那样，确实是不太容易的，这是他不断修养、修炼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他的邻居中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常常到爱因斯坦家里去。孩子母亲感到奇怪，就问女儿。孩子回答说：人家都说112号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我做数学作业有困难就去请他帮忙。他很乐意帮助我。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解释得很清楚。还说有什么困难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孩子母亲感到女儿的这种冒冒失失不妥，连忙去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说：你不用道歉，我在谈话中，从这孩子身上学到的，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还要多呢！
这是流传的关于爱因斯坦人格的一个细节，一个大师说他从十来岁的女孩那里学到东西比教给女孩的要多，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师“处下”的风采，大师善于学习的精神。
其实，我想不是十来岁的女孩真能教爱因斯坦的什么学问，而是爱因斯坦或许从孩子的敢于接近名人、敢于问、以及孩子的童心、思考问题的方法、视角等等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
“处下”并不是想要“处下”就能处下的，不是的，需要一种特别的长期的修养。这里就能看到爱因斯坦的修养。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爱因斯坦的“处下”修养。
德国当时有人污蔑他的相对论，说这是犹太人阴谋危害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1920年，他们在柏林音乐厅集会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坦然地来到会场，坐在一个包厢里。在那些越来越荒谬的斥责声中，人们看到他不断地大笑，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很佩服爱因斯坦，他没有和这些人去滔滔不绝地辩论个是非曲直，或者是怒目冷对，或者是拂袖而去，而是采用另一种不屑跟人争、占你们的上风，对这帮人采取另外一种“处下”的态度。爱因斯坦面对这样的攻击反而大笑，而且还“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想到爱因斯坦这种情景，我往往会在眼前浮现出老子、庄子的形象，这时候他的态度、风骨与老子、庄子多相像啊！这种修养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再来说个例子。荣德生（1875－1952）是无锡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是杰出的民族资本家。他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弟兄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在1985年荣毅仁在回忆他的先父是怎样教诲他“处下”的时候，说过一番话，值得今人体味。
当时荣毅仁在大学读书，他父亲每逢寒暑假都要求他到自己的茂新面粉厂去体验生活，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事业心。荣德生还会查岗，经常打电话到厂里，查询儿子是否在厂里。有时候自己还顺便到厂里来查看。荣毅仁说：“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工人师傅，学习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有益的作用。”大家想想，一个高层领导人，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领导工作啊！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企业家、老板、老总、干部，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啊！
再说荣德生自己就很会“处下”，否则他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杰出的大民族资本家。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放前他创办江南大学，他能够聘请到当时一批一流的名师，譬如文学院就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祖耿等等。荣德生一方面用高薪聘请，让这些教授来江大有高待遇，能更好地生活。荣德生的另一种智慧就是用真实的情感来沟通、用“处下”的方法来用这些教授专家。
比如无锡市的荣巷是荣德生的老家，为什么叫“荣巷”？就是荣家的住巷嘛！宅子很大，有楼房，他就敞开自己的家园，安顿著名学者钱穆和秦含章等住在楼上，其它房间也各有安排，整个荣府成为江南大学的教师宿舍。大家到无锡去旅游，有处名胜叫梅园，这本来是荣家的私家花园，荣德生不仅免费给老百姓常年开放，还腾出许多地方、包括零星的小别墅建筑也都由江大老师职工使用。
钱穆在晚年曾经这样回忆荣德生：“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晡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这是“校主”对教师的“处下”。钱穆还说：“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住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荣德生文集》）
这种“处下”的做法和智慧也影响到后代，比如荣毅仁原来还做过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开学之初，照例要在上海家里设家宴，邀请招待江大各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及专任名教授等，表达慰劳之忱，并联络感情。他还邀大家自由发言，有什么就可以提出来，不用拘束，交流个人设想，听取多方建议，这对办好学校很有关系。
我也联想到，今天高校的领导常说，要用感情留住人。各企业、事业、科研单位也常说要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也许老子的“处下”是一个好方法，而荣德生家族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