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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那么自然的留了下来，太简单了，完全没有困难。吉儿有一个丈夫和儿子，两间没有窗户只有大门的砖屋。第一天晚上，她给了我一张席子，铺在干的玉米叶堆上，放了一个油米，我要了一杓水，喝了便睡下了。隔着短木墙的板，一只咖啡色的瘦猪乖乖的同睡着，一点也不吵。他们全家三人睡在另一间，这些人不问我任何问题，令人觉得奇怪。
这家人实在是好，能盖的东西，全部找出来给了我。在他们中间，没有害怕，只是觉得单纯而安全。第二日清晨，便听见吉儿的声音在门外哇哇的赶着家畜，我也跟着起床了。
我跟她往湖边去，仍是很长的路，湖边泥泞一片，吉儿打赤脚，我用外套内带着的塑胶袋将鞋子包起来，也走到湖边去帮她汲水。
虽然这是一个村落，里面的房舍仍是稀落四散的，因为各人都有田庄。
一九七三年此地的政府有过一次土地改革，印地安人世居的土地属于自己的了，他们不再为大农场去做苦工。印地安人村居的日子，我尽可能的帮忙做家事，这些工作包括放牛羊去湖边的草地上吃草，替吉儿的儿子接纺纱时断了的线，村附近去拾柴火，下午一起晒太阳穿玻璃珠子。吉儿有一大口袋麦片，她将牛奶和麦片煮成稀薄的汤，另外用平底锅做玉米饼。
我们一日吃一顿，可是锅内的稀汤，却一直熬到火熄，那是随便吃几次的，吉儿有一只铝做的杯子。我也逛去别人的家里，没有人逃我，没有人特别看看我。奇怪的是，居然有人问我是哪一族的——我明明穿着平地人的牛仔裤。
黄昏的时候，田里工作的男人回来了，大家一起坐在门口看湖水与雪山，他们之间也很少讲话，更没有听见他们唱歌。
那片湖水，叫做“哈娃哥恰”，便是心湖的意思。玉米收获的季节已经过了，收获来的东西堆在我睡房的一角，里面一种全黑色的玉米，也跟那咖啡猪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黑玉米不是磨粉的，吉儿用它们煮汤，汤成了深紫色，加上一些砂糖，非常好喝。
这儿的田里，种着洋葱、马铃薯和新的玉米青禾。湖里的鱼，没有人捞上来吃。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吉儿也答不上来，只说向来不去捉的。
湖水是乡愁，月光下的那片平静之水，发着银子似的闪光，我心中便叫它银湖了。
村中的人睡得早，我常常去湖边走一圈才回来，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而我的心思，在这儿，简化到零。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
别人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妇人一样喜爱珠子，我去串门子的时候，他们便将唯一的珍宝拿出来放在我手中，给我看个够。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而单纯的流过去，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女人佩带的一种花彩石，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至今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它们如何会流传到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手中来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在北非的市场上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妇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已经许给吉儿的银牌，不然换我的厚外套。
不忍期负这群善良的人，没有交换任何彩石，只是切切的告诉他们，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如果有一日“各林哥”进了村，想买这些老东西，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各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连印加帝国的故事，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加那边便停了。我说沙位萨加的男男女女只穿古怪的黑色，是因为四百年前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他们听了只是好笑，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儿一直用马铃薯喂猪，我觉得可惜了，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吉儿说好吃是好吃，可是太麻烦了，她不学。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她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一切的记忆，都让它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正在给我梳头，长长的红色布条，将辫了缠成驴尾巴似的拖在后面。我松了长发，将头低下来，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细细的卡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夏，长脚跨了进房，用英文叫着：“呀！一个印地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问也不问的又举起来要拍。我的朋友沉静的呆站着，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米夏也不出去，自自在在的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又用手去碰织布机。
“我们走吧！”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突然要走，别人都呆掉了。跑去找吉儿，她抱了一满怀的柴火，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还有钱！”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不要了！哈娃，不要！”吉儿拚命推。
她丢下了柴，急步跑回屋内去，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各林哥去？”她指指米自。
米夏要求我与吉儿拍照，吉儿听我的，也不逃相机，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吉儿的先生和儿子都从男上跑回来了。我抱起自己的外套，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吉儿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给吉儿的丈夫，硬是放在他手里，便向远远那辆停在湖边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我爱的族人和银湖，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一生只能进来一次，然后永远等待来世，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索诺奇——雨原之一
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道：“哎呀！哎呀！”
我